2.空间距离的变迁
宫殿建筑为了显示其空间的高大宽敞,建筑高处通常以套叠结构的藻井和平棋表现,这在木构宫殿中赋予其另一层向上延伸空间的功能。莫高窟具有藻井特征的平棋,在最初的北凉268窟,泥塑套叠的结构非常明显,到了北朝时期,这种立体泥塑的套叠结构不但由五层变为三层,而且变为了平面涂绘。相比于五层立体套叠,三层平面套叠的空间纵深感很显然不如前者,进行了由三维到二维的转变,这种有意弱化和消解木质宫殿建筑构造立体属性的做法,是弱化和消解了向上延伸空间的这层功能[22]。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为了与佛教意涵相互统一。经云:“诸天宮殿近处虚空,人天交接,两得相见。”[23]说明信徒该与代表“天”的石窟顶部的距离尽可能的接近,以至于达到“人天交接”的地步。当信徒在石窟中右绕塔旋转参拜,与窟顶平棋中方井第一层右绕旋转飞翔的飞天形成呼应,强烈渴望往生净土世界的信徒,也必是想让窟顶距离自身更近,以体现出对净土世界向往的强烈需求。平棋立体套叠结构的弱化和数量的减少正是基于这层佛教意涵的因素,即莫高窟平棋艺术的设计制作,是在积极地配合着佛教意涵的有效表达而做出努力和回应。
3.文化互动
我们也会从敦煌莫高窟早期的平棋艺术中看到,外来佛教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原的木构建筑艺术深深地影响了佛教石窟寺。莫高窟早期流行的中心柱窟,其后部平顶的平棋建筑构造,就是受到了中原木构建筑平棋构造形式的影响。虽然中心柱窟窟前人字坡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但是同样受到中原木构人字坡屋顶建筑的影响。这两点都具有鲜明的汉式木构建筑特征。
佛教文化在石窟寺中吸收和借鉴了中原传统的建筑样式,但并非原模原样的完全照搬,而是在石窟寺建筑的表现形式和功能意义上都做出了相应地改变。由上文可知,首先,敦煌莫高窟早期平棋艺术不是中原传统建筑中的单层方井结构,而是多层(三层或五层)方井套叠结构,并且改变了方井的木构材质而变为泥塑材质,进而平面装饰化;其次,中原平棋在石窟寺中的功能和意义发生了变迁,不再具有厌火和延伸空间的作用;最后,平棋选用题材上,中原多使用莲花这一题材,而石窟寺中融入了更多佛教文化元素,比如飞天、摩尼宝光焰纹、莲花化生等。
这种变迁,正是两种文化的互动。在碰撞与交融中,佛教文化为了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为了符合本土视觉文化的一些审美特征,积极地借用了中原的传统建筑艺术与文化。但仅仅是表面形式上借鉴,其核心内涵是以外来佛教文化为主导的,这从平棋功能的变迁可以看到。并且外来文化在与传统文化的交融中存在着一个缓慢的演变过程,比如,北凉268窟平棋方井是泥塑的,虽然材质已经改变,但是它在形式上仍然是仿照了木构方井的立体性。然而,随着佛教文化在中国的逐渐深入,到了北朝时期,表现在平棋中则由三维立体泥塑变为了二维平面涂绘,进而将方井边饰加宽,明显弱化了仿木构建筑的立体属性。体现出两种文化在不断碰撞与交融中的博弈关系。
四、结语
以上就敦煌莫高窟十六国北朝时期代表性的平棋,从平棋装饰艺术的构成形式入手,探讨了平棋适合纹样和连续纹样构成形式的敦煌区域特色,即适合纹样是具有向心式和角隅纹样综合的特点,准确的讲应称为“向心角隅综合式适合纹样”;对于连续纹样,除了四方连续纹样,敦煌特色的二方连续呈现出“口”字形连续式样,也就是环绕中心塔柱顶部一周的平棋,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二方连续,只朝横向或纵向两个方向延伸排列,而是以“口”字形连续排列。也探讨了敦煌莫高窟平棋艺术的特征,表现在选用题材上的固定性特征,以及由中原单一棋格状方井平棋变为了莫高窟三层或五层的斗四方井套叠平棋,并且平棋的物质材料也由木质变为泥塑,再变为平面涂绘。另外,从其艺术的物质性和原始语境着手,进一步探讨了平棋从宫殿到石窟,木构宫殿中平棋的“厌火”象征意义,因为环境和材质的变迁,在莫高窟中变为象征着星体发光、照明的功能和意义,木构宫殿中向上延伸空间的功能,在莫高窟中却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反而压缩了空间距离,以达到“人天交接,两得相见”的宗教意图。以及这些变化所表现出中国早期佛教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的博弈关系,即在艺术形式上与中原传统文化保持一致,但却在文化内涵上以佛教文化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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