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识形态环境中生活习惯了的我们，或许很难想象一个失去了共同理想和共同信仰的社会到底是怎样一幅“可怕”的情景：没有集体主义目标可以追求，会使那些久以真理的代言人自居的思想家和实践家们失去身为圣徒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不能以多数人的名义确立共同信念，会使国家沦为仅仅充当维持社会良性运作的工具，使政党的政治口号淹没在环境保护之类的微小叙事之中；多元主义的盛行，会使任何崇高意义都失去优越性，个人私利将漂浮于社会关系的表面。相对于形形色色的乌托邦勾画的蓝图而言，这样的社会的确显得平庸甚至低俗，但阿隆对此并不感到怎样惋惜，因为“对各种模式或乌托邦的怀疑，至少能够减少，以信仰的名义，急于残杀同类的人吧？” 对狂热主义的拒绝，对犹疑和保守态度的肯定，“并不意味着失掉一切信仰，或者说对公共事业漠不关心。”人们拒绝神化一个阶级、一种斗争技术、一种意识形态体系，并不妨碍人们去追求一个比较公正的社会和一个不那么令人痛苦的共同命运。一个人不再期望一场革命或一项经济计划能够带来什么神奇的变化，并不一定要让自己屈从于非理性的东西。正如阿隆在一次演讲时所说，“我们失去了预言的兴趣，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希望的义务。”
作为反思者的雷蒙·阿隆
阿隆拒斥决定论，否定终极目标，批判政治狂热，预言意识形态的终结，强调社会的无目标性，但又不放弃信仰和希望；强调人的自由，又不放弃道德导向。他试图树立的是多元合理性的观念，即取消绝对真理和终极目标所赖以成立的先验理性，而将理性分派给每一个在历史中并创造着历史的个人。他承认价值是多元的，并为每种选择都赋予了理性依据，但是各种理性依据之间的关系仍是多元的和相对的，从政治制度可能导致的社会后果来进行判断和选择，只能为自己选择的正确性做辩护，并不能判断哪种选择更正确。从根本上来讲，选择仍然是盲目、任意的和非理性的，理性则沦为非理性选择的辩护士。如果仍然要追求理想的话，就必须假定先验理性的存在，才能使介入历史具有意义。可见，在阿隆那里，仍然存在着决定论和相对主义之间、先验理性和个体理性之间以及终极目标和现实之间的冲突和紧张。这种紧张关系是理论所无法克服的。所以，阿隆给我们提供的仍然是一个划界的问题。他使我们懂得，对于一个人、一个政党甚至一个社会来说，是可以拥有信仰的，终极目标也并不是不可以设想的，但是信仰不能假以科学之名，侵入政治领域，不能用来控制人们的行动，对现实政治的主张和决策，仍然要以具体分析当下的各种条件和环境而做出。
工业文明的机器轰鸣以及市民生活的嘈杂，已经使得英雄史诗般的激情话语失去了聚合大众的号召力，惯于宏大叙事的思维方式已经听不到群情振奋的响应，但是如果象阿隆所希望的那样，让平庸性和世俗化去主宰社会生活，在成熟的工业文明里似乎并无不可，但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工业化刚刚起步的社会，很有可能会上了那些仍以意识形态方式思维的某些人的当。但是，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如果我们真正以政治理性思考的话，似乎并不能听从阿隆只着眼于西方社会而提出的主张而放弃对意识形态的掌握。恰恰相反，我们不仅要把一种我们既已确认的理论当作一种信仰，还要把它作为普遍的科学理论继续指导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并将这种普遍真理与具体现实相联系。同时，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国际社会上，仍然存在着各种理论和思潮的争论，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是不会终结的。
经济观察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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