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知识分子创造的“鸦片”：雷蒙·阿隆对历史决定论的反思( 四 ) 知识分子|反思|阿隆|鸦片|历史决定论

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基于各自的哲学假设，对历史客观性的认识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只要认识到这种限度，那么它就是合理的。意识形态就是超出或者说否认这个限度，把自己树立为绝对真理，并成为支配人们认识和行动的政治思想，使人们无视事实盲目信仰，失去自己的理性和选择的自由。阿隆通过对社会科学客观性的限定，揭示了理论解释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拒绝将任何一种学说奉为绝对真理，从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上铲除了意识形态赖以产生的根基。
意识形态的虚假性
正如施瓦兹曼特尔(John Schwarzmantel)所说，“任何意识形态都包含着三个因素：批判、理想和动力”。它批判现实社会的不完善，树立一种未来社会的理想，并指出实现这种理想的动力，使之与一个特定的阶级联系。阿隆正是从这三方面对意识形态进行了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批判，指出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
意识形态的社会学根源在于知识分子的背叛。在历史哲学中，阿隆指出，面对历史的多元性、不确定性和或然性，哲学家应该在历史相对主义和终极理想之间进行艰难探索和独立思考，认真分析历史发展的现实条件，以其可能导致的社会后果来断定一个制度的优劣，从而进行政治选择，彻底表达自己的号召，并为此承担社会责任。但现实情况则不然，“在那个老生常谈的概念里——这个概念被某些社会学家(如熊彼特)以更精细的形式接受下来——仍有着基本的真理，那就是，知识分子是职业的革命家。” 知识分子的“职业病”就是无视现实和历史发展，不是从历史过程中寻求确定性，而是局限于意识形态之争，以主观设想出来的终极理念来批判既定的秩序，评判自己的国家及其制度。阿隆指出，没有什么制度能够经受这样的考验而不受任何伤害的。他们进行批判的基础是一种道德主义，这为他们赢得了“纠错者”的荣誉，而他们一贯坚持的否定态度，又被人们看作勇气的象征，很少有人能看出他们是无视现实条件的专业蛊惑家。左派知识分子的错误就在于对历史的崇拜。他们犯了两种看似矛盾而实则相互联系的错误，一方面使自己陷入绝对主义的困境，另一方面又在无限的相对主义之中东跑西撞，他们的思想逻辑是：
首先忽视特定的意义；努力把哲学著作缩减为它们在非哲学家意识中应有的意义；以一种被视为首要因素的事实为基础来解释“被经验到的”意义；最后，将历史学家所确定的单一意义赋予人类世界，从而将世界缩减为单一的维度。狂热主义使人们拒绝去认识，各种各样的个人在复杂的社会中起着各种各样的的作用，也使人们拒绝去认识，人类活动于其中的各种制度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左派知识分子的错误很容易导致盲目乐观主义。历史的崇拜者掀起了越来越大的混乱，并不是因为他们为善恶情感所激励，而是因为他们的观念错了。

文章插图
《历史意识的维度》
历史存在的多样性应该阻止这种狂热的发生。历史重构不可避免地保持着未完成的特点，因为它永远不能解开所有的关系或者穷尽所有可能的意义。回顾过去，历史“命运”“只是我们行动不可改变的结晶”；展望未来，历史“命运”“总是不确定的”。这并不意味着人是绝对自由的；人的自由“受到过去遗产、人类的情感和集体奴役状态的限制”。但这种限制并不“迫使我们事先屈从于一种可恶的制度”。左派既夸大了自由的范围，也夸大了命运的力量。怀着对希望或绝望的狂热，他们把一种不可避免的未来理论化，但不能描述它，而又宣称可以预测它。但是，“没有任何规律(无论是人类的或非人类的)”能够“把混乱的事实导向一个确定的目的，无论它是光辉的还是恐怖的。”
阿隆将终极理想所赖以实现的推动力即“左派”、“革命”和“无产阶级”，称为三个政治神话。他认为，“左派”、“革命”、“无产阶级”这些时髦的概念，可以追溯到昔日激励过政治乐观主义的三大信念：“进步”、“理性”和“人民”。但是由于知识分子的历史崇拜，这些概念就失去了理性而变成了神话：他们强调不断进步的观念，从而在本来的左派内部又挑起反叛的旗帜，重新划分为“左派”和“右派”，使“左派”倾向于专制和极权，其结果是向封建主义的回归。他们又“赋予‘革命’的观念以一种它本身不具有的逻辑性，把它看作理性运动的逻辑结果，企图使它产生与它的本质不相容的益处。”他们以“一种疯狂的乐观主义赋予无产阶级所不能胜任的使命，而又以一种过度的悲观主义将其他阶级排除在外。”“左派”的错误在于“一种幻想的乐观主义与对现实的悲观主义的结合。”他们丧失了对改革现实的信心，而幻想经过一场灾难性的革命，旧制度将被吞没，而人间天堂必将实现，那些苦难深重的、被压迫的生灵将成为这场变革的推动力，在救赎自身的同时实现全人类的救赎。可以说，这是一种千年至福说(Millennialism)，与宗教毫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