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知识分子创造的“鸦片”：雷蒙·阿隆对历史决定论的反思( 三 ) 知识分子|反思|阿隆|鸦片|历史决定论

【 雷蒙|知识分子创造的“鸦片”：雷蒙·阿隆对历史决定论的反思】
阿隆并不认为终极理想是不可设想的。他并不反对终极理想，而是要人们认清它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承认它并不是终极真理，更不应该把它与具体的政治制度和具体的人群相联系。只有理性地分析政治制度及其产生的可能结果，我们才能做出具体的政治选择。
社会科学客观性的限度
社会科学试图达到客观性而又与主观意义(这种意义是人类赋予自己的行为的)相关联。这样的科学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微妙的逻辑难题。在此，阿隆考察了两个主要困难。第一个困难是不确定性：在从表征向意识，或者说从可见符号向意图运动的过程中，潜在着一种不确定性；这是各种解释规则得以存在的前提，而且也意味着各种解释理论都只不过是一种或然性。第二个困难是含混性：即使有人宣称对“意识现象”不感兴趣，而只关注事件(events)即纯粹的行动，这些事件也必须通过概念来把握。这种不确定性和含混性暗示着“解释的多元性”。这在社会科学中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论一个人是在思考一个行动还是在思考一个普遍现象时，其他的解释总是可能的。如果说经济学理论是对一个问题的展开或对一种情境的阐明，那么对政治事件的理解，同样是在一定条件的基础上对一系列行动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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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与战争》
阿隆认为，不能说主体性在对事件的解释中就一定具有倾向性，也不能说就一定毫无影响；一旦解释不能把握潜藏于人们的决定之中的所有条件或动机时，倾向性就参与进来。或者，当解释不是着眼于行为对行为者而言所具有的意义，而是着眼于行为对观察者而言所具有的意义时，这些解释也是具有倾向性的。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科学中，所谓客观性就是企图把自己置于他人的位置；这就要求社会科学家设身处地，从对象本身出发来理解对象。无论是理解一个人，理解一个时代还是理解一个文明，都应如此。但是，阿隆发现，这种客观性只不过是一种理想，社会科学家对人们的生活和创造活动感兴趣，但是如果不对这些进行重构就不能显现其意义，于是在这个过程中就产生了选择的空间：
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都拥有相同的目的：以一种客观有效的方式来理解社会活动的“主体性意义”。它们都以相同的方法即“理性化的重构”达到了这一点；这保证了它们拥有一种“假设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总是有着前后一致的逻辑秩序，但实际上这种逻辑秩序是有变化的，这种变化取决于事实对于解释活动的影响大小，或取决于社会科学家享有自由的多少。
就此，阿隆指出了一个为大多数社会科学家所讳言的事实，那就是：在社会科学中，所有的分析方法和概念体系都基于一种特定的哲学观点。也就是说，所有社会科学研究都是以某种哲学假定为前提的。比如，对于密尔(J.S.Mill)来说，首要因素是“人类沉思能力的状况”；对于马克思来说，首要因素是生产力的状况，或者生产关系的状况；而对于涂尔干的理论来说，首要因素则是社会形态、人口数量和人们的命运。这些所谓的第一原因仅仅是为构建理论所做的实用性假设，“让一些事实担负第一原因的功能总是可能的；而实际上，实用性的假设永远不能被结果所证实或证伪。原因的优先性总显得或多或少是不完整的，优先性将继续存在。因果性分析意味着对各种变量的构建和对恒常性的隔离，而在这种情况下，构建和分析是在各个方向上漫无边际地做出的，因而优先性概念就完全失去了意义。”因此，要努力保持其客观性，社会科学家必须认识到自己观点的特定性和局限性；否则，他只能是一个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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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讲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