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兴盛|清代内阁俄罗斯文馆清代|俄罗斯|康熙帝|康熙|四夷|马齐|老

中国历史上，翻译这一职业很早就存在了。商朝时期，擅长“四方之语”的人不但会得到重用，而且还有专门的官名。《礼记》记载：“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当时，掌握东方语言的翻译官称为“寄”；通晓南方语言的为“象”；懂得西方语言的叫“狄鞮”；熟悉北方语言的被称作“译”。在明代文学家冯梦龙撰写的《警世通言》中有一篇《李谪仙醉草吓蛮书》，讲的是李白醉酒后为唐玄宗书草答渤海国国王可毒国书的历史传说，描写的很传神：“李白左手将须一拂，右手举起中山兔颖，向五花牋上，手不停挥，须臾，草就吓蛮书。”“吓蛮书”即渤海国的文字。可见诗仙李白不仅诗剑精通，还会外文。
清朝以前，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过几次外语学习兴盛的时期，无不与丝绸之路有关。第一次兴盛是两汉时期。自西汉汉武帝隔空“凿开”西域，到东汉的班超经营西域再次打通延伸了“丝路”。由于朝廷需要接待西域来使、处理朝贡文书、翻译宗教经文等事，促进了翻译事业的发展。自汉武帝始，朝廷设立了大鸿胪机构，负责对外联络。大鸿胪的主管称“译官令”，辅佐的官员称“承”。为了培养翻译人才，官府还设立专门学校。第二次兴盛是唐宋时期。唐朝时期，陆路“丝路”重开，海上“丝路”也日益繁荣。此时，鸿胪寺的翻译官称“译语”，由20人构成；此外，中书省也设置了一定数量的“直中书译语”。唐贞观十九年（645），朝廷在国都长安设立了相当完备的译场，人员编制达600多人，规模宏大。直至宋代，宋太宗效仿唐太宗做法，于宋太平兴国七年（982）设立译经院，也具备相当完善的组织和明确的职责分工。第三次兴盛是元明时期。在元朝，由于政治、军事、文化交流的需要，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在元大都（今北京）设立“回回国子学”，开始用比较正规的教学方法培养“亦思替非文字”、波斯文、阿拉伯文的翻译人才。这是中国最古老的“外国语学校”。明永乐五年（1407），政府设立教习外语的官办学校是四夷馆，《明史》记载：“提督四夷馆，少卿一人（正四品），掌译书之事。自永乐五年，外国朝贡，特设蒙古、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馆。置译字生、通事，通译语言文字……”四夷馆初归翰林院辖，后归太常寺管。
筚路蓝缕仓促建校
清朝以来，世界格局大变，传统的朝贡外交体系面临着新的挑战。在清代“四夷馆”改为“四译馆”，但不再受到重视，且不断更名，虽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才裁撤，但很早就沦落为一个接待朝贡使者的办事机构。
清入关伊始，不断有西方使团来华访问，但四译馆无法承担西语翻译一事。朝廷只能从在宫中当差的西洋人或从民间临时招募翻译，不胜狼狈。为了形势的需要，开设新的西语学校被提到议事日程上。然而，直至咸丰十年（1860），清廷实际上只开设过一所官方西文学校——内阁俄罗斯文馆。
内阁俄罗斯文馆的开设，实在是形势所迫的结果。17世纪中期，沙俄不断东扩，最后向中国黑龙江流域进犯。经过两次雅克萨战争及尼布楚谈判，清廷有效地遏制了沙俄的军事滋扰。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明确划定两国边界。此后，双方开始了近百年的正常外交和经济贸易往来。由于此前两国少有接触，在进行尼布楚谈判时，竟然都找不出懂得双方语言的人员，最后只能约定用当时欧洲通行的拉丁语作为正式谈判用语。谈判时，中方使团不得不请精通拉丁语及满语的法国传教士张诚和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来担任翻译。因此，中俄双方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正式文本为拉丁语，另有满文与俄文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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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康熙帝令大学士马齐招选俄罗斯文馆官学生的满文谕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中俄交往不断升温，每年从俄国来北京的使团、商团络绎不绝，俄文翻译人才的培养问题迫在眉睫。为此，康熙帝下决心创办一所官方俄语学校。满文《俄罗斯学之上谕奏事档》记载：康熙四十七年（1708）三月初八日，康熙帝责令大学士马齐“询问蒙古旗内有愿学俄罗斯文者，具奏”。当时，在内阁专门负责中俄交涉事务的马齐接旨后积极筹办。初九日，他令内阁典籍厅行文吏部，嘱其征募学员。初十日，吏部征募到七名学员，名单交到内阁。十二日，马齐将学员名单呈朝廷，康熙帝认为人数太少，令其“再于八旗蒙古、汉军内”扩招。二十一日，吏部文选司出面协助，终于征选到“愿学俄罗斯语文之监生、闲散子弟六十八名”。名册上呈后，康熙帝下旨：“均令习之”，并指派马齐具体负责招募教习，确定校址、制定相关管理条文等事宜。在康熙帝下令办学的第十六天，大清的第一所西文学校就这样匆匆开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