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胡适次子胡思杜的人生悲剧胡思|江泽涵|胡适|人生|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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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全家福，前排胡适与江冬秀，后排（从左到右）胡思杜与胡祖望
胡思杜是胡适的小儿子，1921年12月17日出生。胡适为次子取名“思杜”，是为了表示对恩师美国哲学家杜威的感念之情。
胡思杜幼时顽皮，不好读书，喜欢玩乐，好交朋友。但思想活跃，曾做过胡思杜家庭教师的罗尔纲在晚年著作《胡适琐记》中说胡思杜从小就有进步思想，比较爱国、热爱鲁迅等等。
1939年，胡思杜随母亲避难上海，胡适委托一位竹姓朋友照看他。
1940年11月9日，这位竹姓朋友写信告诉胡适：“小二在此读书，无甚进境，且恐沾染上海青年恶习，请兄赶快注意。”
胡适遂于1941年5月安排思杜到美国教会学校——海勿浮学院就读。胡思杜在美国呆了8年，无心读书。回国后，胡适的许多朋友都积极替他介绍工作，但胡适以“思杜学业不成，不是研究学问的人才”为由婉言谢绝，只同意胡思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意在让他能多读点书。
1948年初，平津形势危急。蒋介石亲自打电报催促胡适飞抵南京，并派出专机飞到北平接胡适和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等人南下。胡适决定走，但胡思杜却不愿意随父母南行，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胡适夫妇没法，只给思杜留下许多细软和金银首饰，说是让思杜结婚时用。那年胡思杜已27岁。
北京解放后，胡思杜到华北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学习。1950年9月，国内掀起一场“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许多留在大陆的知名知识分子纷纷撰写文章，表明“批胡”的立场。作为胡适的儿子，思想进步的胡思杜急切的想要融入新的社会，表现十分积极，他不仅到堂舅江泽涵家取走了父母留给他的那一皮箱财物，上缴给组织，说“他以后用不着这些东西了”，“向党组织表示他的忠心”，“同时他还说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江泽涵语）。他还在报上发表了《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批判父亲：“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斥骂父亲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宣布与胡适脱离父子关系：“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受到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
1952年11月，胡适应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的邀请，自美国飞抵台北讲学。蒋介石专门邀请胡适吃饭，并拿出香港《大公报》上胡思杜批胡适的文章，胡适笑着说：“我的小儿子天性愚钝，实不成器，不如总统令郎迷途知返！”
胡思杜原以为与父亲胡适划清了界线，就可以过上平安的日子。后来严酷的现实粉碎了他的幻想。
当时，国内批判胡适是“文化汉奸”、“妖怪”、“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最无耻的卖国贼”。当然，胡思杜也要承受着“汉奸”“走狗”“卖国贼”的儿子的骂名。
不久，胡思杜被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在“马列部”任历史讲师。在那里，胡思杜非常积极努力地工作，想为父亲“赎罪”。但由于他是胡适的儿子，所以他仍被视为异类。人们怕受牵连，对他总是回避，没有人敢与他接近。堂兄胡思孟回忆说：“思杜也没有对象（女朋友），找不到对象。别人一介绍，女方一听他是胡适的儿子，是战犯的儿子，女方都不愿意了。”胡思杜直到30多岁了仍孤独地单身度日。
1957年，在反右运动已拉开序幕之后，胡思杜竟然还做着入党的迷梦。就在他积极主动地给单位领导提了关于教学改革的建议后，学院领导却说他是向共产党进攻，将他定为右派分子，并把他与父亲胡适一齐批判。自此，胡思杜一下子由拥护中共的积极分子，成了“汉奸”、“走狗”、“卖国贼”胡适的余孽和阶级异己分子。
胡思杜对没完没了的批判深感困惑和委屈，他认为自己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公开宣布和父亲划清了界线，就可以摆脱父亲的阴影，为何还要把自己与“人民的敌人”捆绑在一起批判？他百思不得其解，终于绝望了。于是在一封留给了远房堂兄胡思孟的遗书中写道：“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你来了我一定不在了，找我的一个同事，他会告诉你我的一些情况。你是我最亲的人了，现在我已经死了，你不要难过。你能吃苦，耐劳。我留下的六百多元钱。公债券二百多元，你的孩子若能上学的话，供给他们上大学。一个手表也给你，留个纪念。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你的孩子们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