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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看到的是这样令人不寒而栗的文化本性,这震动了所有觉醒和未觉醒的人。说它给整个中国历史带来了颤栗,是绝不过分的,因为它展示了鲜血淋漓的东方的沉沦。狂人对于文化和历史的悲观性诊断,尖锐而准确地击中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非人性的要害所在,因此,它无异于宣告了这种文化观念的死亡,面向世人展示了民族文化必须予以现代重建和新生的意图。
狂人已经有了觉醒的意识,他从认识到中国封建礼教限制并扼杀人的本性到想要发起拯救,就是他逐步走向个性主义的标志。开始的时候,他想劝转两个人,一个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另一个是他的大哥,继而想劝转所有在门前围观他的人。他使出了浑身解术,先是想让人们对“吃人”现象的不合理性表示怀疑,再是想从人类进化的角度让人自觉抵制堕落而变为“真的人”,最后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描述了不进行意识转变的可怕的后果:“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一一同虫子一样!”
在狂人的这段话语中,出现了一个“真的人”的概念,它是与虫子、野蛮人相对而言的,因此是最具有人性的概念,这个概念在早期文言论文中最先得到运用并被赋予主体性和人性的内涵,当时不叫“真的人”而叫“真人”,并且也是在与“兽性”显露之人相对的意义上使用,从词源上说,当是来自庄子,但从词义的现代内涵来说,当是来自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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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的意识里,“真的人”显然具有人性发展的最高阶段上的人类状态,因而他是一个立足于进化论并显示着人类乐观主义情怀的概念。《狂人日记》呈现的是一幅感性和理性相交织的文学图景,既是一种复杂而疯狂的感情书写又体现了感受铺写背后的控制力和批判意图。狂人的怀疑性的问话也显得充满对世界的怀疑:“从来如此,便对么?”其实狂人的发问是充满了理性精神的发问,是对以往价值秩序的怀疑,也是对置身在非人性文化传统中的生存方式的怀疑,这一点和尼采所说的重估一切价值是非常相似的。
这种怀疑不仅仅指向外在的社会与文化,也指向思想者自身,在对家族历史的还原性追问中,终于发现了自我主体内部存在着的黑暗与罪恶:“吃人的是我的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当狂人发现自己也无意却先天地加入了“吃人者”的行列时,他的内心产生了强烈的恐惧感和罪恶感,这种恐惧感和罪恶感让狂人对自己发出了疑问:我为什么会这样?我的罪恶来自哪里?狂人的焦虑体现了当时情况下很大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内心的反思和疑惑,也正是在这种痛苦的自我省察中,中国启蒙者身上最为内在的自我觉醒意识被彰显出来。
知识分子是人类的良知,他们本当反思现实并主动承担起历史责任,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中国人的意识中缺少狂人式的痛苦反思,他们不关心未来,完全置身在理想之外。鲁迅认为这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于是,他在小说《狂人日记》表达了这种遗憾,《狂人日记》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把我们的思维触角拉向了历史与现实相互交织的纵深处,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忧伤与沉思,这种忧伤是作为启蒙者的狂人进行启蒙失败而导致的,狂人表达出了这样发自内心的呐喊:“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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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狂人日记》所记载的内容来看,似乎早就已经没有了这样的孩子,狂人的妹子好像给人带来些许希望,但她已经被别人吃掉了。狂人的启蒙以失败告终,在他对大哥和村民的规劝中,他渐渐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完成拯救,自己不仅不被人理解,而且还受到莫名的误解和伤害,在现实环境的压迫下,狂人最终只好又重新回到现实的、常态的世界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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