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90年,瑞典裔德国学者欧拉·汉森(Ola Hansson)就曾写过《尼采与自然主义》一文。他把“自然主义”理解为一种以左拉为代表的现代文艺流派,并试图在文章中探讨尼采与这一文艺流派之间的关系。与欧拉·汉森一样,许多早期研究者都把“自然主义”看成是一种简单的,非哲学的思想。因此,他们要么像奥古斯特·多尔纳(August Johannes Dorner)那样,认为尼采的“自然主义”虽然独特,但却不是一种哲学观点;要么像雅斯贝尔斯那样,认为在尼采貌似简单的自然主义背后还隐藏有哲学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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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
近年来,布赖恩·莱特(Brian Leiter)、理查德·沙赫特(Richard Schacht)、克里斯托弗·贾纳韦(Christopher Janaway)等英美学者试图让尼采与分析哲学传统对接,重提尼采与自然主义之间的关系,重新把尼采定义为自然主义者,从而引发了学界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尼采究竟是不是一位自然主义者?如果是,那么他的自然主义是何种自然主义?尼采的自然主义与现代科学的契合程度有多大?以及他的研究方法能不能与科学的经验方法对接?布赖恩·莱特认为“因果关系和因果性解释”(Causation and causal explanation)是尼采自然主义的核心。在《尼采论道德》一书中,他把自然主义分为方法性自然主义和实质性自然主义,并认为,无论在方法性上,还是在实质性上,尼采都是自然主义者。理查德·沙赫特批评认为,莱特试图将尼采的自然主义科学化,然而,科学自然主义却是尼采所鄙视的东西。与其说尼采的哲学是一种科学自然主义,不如说他的哲学是科学自然主义的解毒剂,也就是说,尼采在寻找一种科学自然主义的替代性方案。基于此,沙赫特给尼采的自然主义下了一个定义:“尼采可以被理解为一位自然主义者,因为他对一切人类事物的说明和解释,不与科学相冲突”,甚至在某些地方他“还受到了科学的影响”,并且他的说明和解释“不涉及到其他任何超越于此岸世界之外的东西”。可见,沙赫特将尼采自然主义的特征归纳为如下三点:1,尼采只关注此岸世界;2,尼采对此岸世界的论述与科学不冲突;3,尼采的某些论述受到了当时科学的影响。然而如果尼采的自然主义不过是沙赫特所归纳出来的这三点的话,那么我们当下的每个人似乎都能够称得上是尼采式的自然主义者了。沙赫特显然已经意识到,把尼采与经验科学严格对接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他试图在一种更加宽泛的意义上来解释尼采与科学的关系,以便使自己显得不像莱特那么激进。
赫尔穆特·海特(Helmut Heit)在《自然化视角:论尼采实验性自然化的知识论》(Naturalizing Perspectives. On the Epistemology of Nietzsche’s Experimental Naturalizations)一文中提出了用自然主义来定义尼采时遇到的两难:如果我们放宽自然主义的内涵,使人人都是自然主义者,那么自然主义这个概念就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而如果我们明确地限定自然主义的内涵,那么尼采是否是自然主义者就是成问题的。于是海特认为,虽然把尼采与自然主义联系起来不能说是全错,但在论证尼采是自然主义者的同时,研究者却需要提供许多限定性条款来避免指责,这些逃避指责的附加性条款如此之多,以至于常常会超出了研究的必要性而成为一种恶。因此,与其用自然主义这样的标签来定义尼采,倒不如通过研究其哲学特色来丰富尼采。海特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依此来为尼采撕掉“自然主义者”这个标签,却未免矫枉过正。因为,早在1873至1874年间,尼采在思考“伦理自然主义崇拜”的同时,就曾经明确地宣称,“我们是纯粹的自然主义者”。虽然如海特所言,“自然主义”这个词在尼采著述中出现的次数并不多,而且前后出现时的内涵也颇有不同,但它却是一个经过晚期尼采审定过的概念。尼采在他发疯前亲手审定过的最后一本书《偶然的黄昏》中提出“回归自然”和道德“自然主义”绝非偶然。如果说尼采早期在《悲剧的诞生》中使用“自然主义”更多遵循的是当时的惯常用法的话,那么,到了晚期《偶像的黄昏》那里,尼采就将这个概念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使之成为了一个可以与“超人”、“永恒轮回”、“权力意志”相提并论的尼采式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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