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新文化大散文”与“非虚构写作”：当下散文写作新动向( 二 ) 李敬泽|虚构|新动向|新文化

祝勇的《故宫的隐秘角落》《故宫的风花雪月》等散文集，力图将个体经验融进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并通过对历史的发掘爬梳，让历史“文化大散文”回到常识，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一个写作主体。他采用的是个人的、民间的视角，这样的叙述立场使他有效地避免了宏大的历史叙事，也是这样的叙述立场和强大的创作主体衍生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使他的历史散文不再是简单地堆砌转述历史材料，或在整体主义的观念和抽象的演绎中，寻求所谓的“历史的正解”。祝勇的独特，在于他更痴迷于在被人忽视的隐秘的角落或历史的缝隙，以非历史的方式抵达历史的纵深，并以此来筑构散文的丰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祝勇的散文是另类的历史散文，是对以余秋雨为代表的散文的反叛和超越。
而另一位“新文化大散文”的代表人物穆涛，其写作又另有一番风貌。穆涛的散文，基本上都是千字左右的“杂说”或随笔，是名副其实的“千字文”。穆涛的许多材料既来自正史，更多的取自野史。读他的《先前的风气》，第一个收获是长知识。第二个印象是他的一些颠覆性的看法，的确使人开眼、醒脑。他涉猎广泛，读书驳杂，纵贯千载，辐辏万象，且善于以“小”搏“大”。难得的是，穆涛的“大史小说”散文，不仅仅引经据典，同时穿插进许多的轶事、趣事，也不仅仅因为他采用了解字说文的叙述方式。更重要的是，穆涛有自己的哲学趣味，还有足够的智慧和幽默，以及迂回的曲笔和文字背后的“微言大义”。如此，穆涛也就自有气象、自成一体。他的写作上承先秦文脉，中接六朝文章，下连时代经纬，人生百态，正所谓“胸中千古事，笔底有春秋”。我以为这是对穆涛散文的准确评价，也是当下散文的一个发展趋势。
让作家放弃对“二手生活”的沉迷与追逐
稍早于“新文化大散文”的另一股散文潮流，是近年大热的“非虚构写作”。大约在2010年前后，《人民文学》开辟了一个“非虚构”栏目，发表了韩石山的《既贱且辱此一生》，梁鸿的《中国在梁庄》，阿来的《瞻对》，以及萧相风、李娟等人的作品，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同年10月，《人民文学》又启动了“人民大地·行动者”计划，向全国作家公开征集12个写作项目，进一步支持非虚构写作，一时间成为文坛的热议话题。随后，又有不少刊物和作家加入了“非虚构写作”的阵营。这样，一个有别于传统散文写作范式的散文潮流就应运而生了。
“非虚构写作”虽然受到西方“新新闻小说”的启迪，但两者的内涵、呈现的文学空间和现实语境是不同的。“非虚构写作”立足中国本土，面对的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丰富复杂的新经验。因此，某种意义上，产生于新世纪的“非虚构写作”散文潮流，乃是“散文突围”过程中的求新求变，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写作姿态，一种文学的求真实践。因为在此之前，人们已厌倦了大量胡编乱造、缺乏现实感的虚构作品，而渴望读到接近生活真相，看到“比虚构更精彩的现实”。另一方面，针对时下一些作家沉迷于“二手生活”、疏离现实的写作，“非虚构写作”的提出多少能纠偏当前文学创作的某些弊端，起码可以促使一些作家重新思考和调整自我与现实生活、与时代的关系。
黄灯不久前出版的长篇“非虚构”散文《大地上的亲人》和《我的二本学生》，前者从一个农村儿媳的视角，叙述三个村庄亲人真实而复杂的生存境遇，展现了处于转型期中国农民的命运和基层社会的真实图景。后者以一个高校教师的亲身经历，以二本大学生为观察对象，让人们看到这一庞大群体的信仰、理想、抗争与眼泪。作品虽然只是剖析了一个特定的样本，却透示出人性的关怀，以及逼问过去与未来的沉重忧思。
“非虚构写作”散文思潮的出现引来了各种热议。有的人认为它不过是美国“新新闻小说”的翻版，不是什么新鲜东西。有的人则从谱系学的角度，认为应厘清“非虚构写作”与传记文学、报告文学及新闻报道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有必要，都有道理，但当前更迫切的是要提高“真实性”的纯度，因为有一些打着“非虚构写作”旗号的作品，包括一些名家的此类写作，明显违背了“真实”的原则。其次是审美性问题。一些读者和评论家之所以对“非虚构写作”有抵触，皆因一些“非虚构”作品只是用新闻笔调罗列记录生活现象和事件，缺乏散文文体应有的优美语言、修辞、文气、情采、格调、氛围，这样的作品读起来自然味同嚼蜡。因此，“非虚构写作”要提高自己的品格、质地和可读性，当务之急是强化作品的审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