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寿潜|研讨会︱清末民初实业家、政治活动家汤寿潜和他的时代( 二 ) 活动家|政治|时代|研讨会|清末

杭州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陶水木教授的报告题为《百年汤寿潜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他指出，百年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汤寿潜的研究已取得显著进展，但这种进展与汤寿潜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仍不相称，与学术界对张謇的研究相比，更是相形见绌。比如，在文献搜集整理方面，迄今没能出版汤寿潜全集；在研究广度方面，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汤寿潜维新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铁路思想与实践、立宪思想与实践、督浙评述及总体评价等方面，关于汤寿潜与当时一些重要人物的关系，汤寿潜的文学、史学、学术思想、军事国防思想等方面研究都有待开拓；就研究深度而言，由于汤寿潜文献挖掘整理刊布的局限，不少研究成果缺乏论述力度和研究深度；就研究的体制化建设而言，不仅缺乏专门的汤寿潜研究机构和专门的学术刊物，也缺乏专门的、稳定的研究队伍，就是偶有涉及汤寿潜研究的学者也并不多。陶水木认为，要进一步推进汤寿潜研究，准确评价汤寿潜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应确立民族、民权、民生三种研究视野，并进一步搜集、整理、出版汤寿潜著述，拓展汤寿潜研究领域，加强汤寿潜与同时代其他重要人物关系研究，加快汤寿潜研究的体制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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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寿潜与清末路政杭州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周东华教授的报告题为《汤寿潜与清末民初杭州“城站时代”的到来》。在江墅铁路修筑过程中，围绕“穿城而过”的站点选择，汤寿潜确定“城站入城”。1910年，汤主持的城站火车站竣工，是当时杭州唯一的城内火车站。为了满足百姓出行的需要，使城站的交通枢纽职能得到百姓的认可，政府通过修缮道路、增设人力车、设立专门的车行，逐步完善了市内交通，使市内市外的交通网得以连接。随着城站人流量的大幅增加，政府开始重视城站周边的商业建设，建立了楼外楼、影戏院、城站旅馆等新式商业场所，举办赛兰会等大小活动，丰富了市民生活，也促进了城站的繁荣。同时，为了满足更多人群的需求，政府对城站周边公共空间也进行了调整，开辟了城站公园、儿童运动场，并通过治娼活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城站周边的环境，使市民的日常文化休闲活动更加具有现代文明的特点。在这一系列的市政建设下，集贸易、服务、展览、休闲于一体，并配以完善的市政交通的“城站CBD”最终形成，它不仅成为民国时期杭州的核心，也是杭州步入现代化的象征和标志。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李振武的报告题为《浙江咨议局与巡抚冲突——以汤寿潜被革除浙路公司总理事为例》。宣统二年，汤寿潜被革除浙路公司总理，此事引起轩然大波，各方函电交驰，对汤寿潜施以援手，要求朝廷收回成命。浙江省谘议局认为，按照《大清商律》规定，政府不得任意撤换由股东公举的公司总理。他们一面呈请增韫代奏朝廷，要求收回革除汤寿潜官职的旨令；一面停议待旨。增韫札令谘议局先开会，开会后即代为转奏。谘议局议员恐增韫意存敷衍，坚持巡抚先行代奏，谘议局其后开议，增韫不允，又数次劝谘议局开议，遭谘议局回绝。于是，他两次下令谘议局开会，但谘议局并未退让，将争执之事上呈资政院，控告增韫违背局章，擅令停会，“实属违背法律”，请求核办。资政院以谘议局常年会期甚短为由，劝告谘议局议员不必对代奏的时间先后过于计较，耽搁讨论其他大政。十月初三日，谘议局复会，增韫答允代奏。李振武指出，考察这一巡抚与谘议局间的纷争事件，有助于认识清末预备立宪时期中国仿行西方宪政的具体实施情况。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廖大伟的报告题为《汤寿潜名声远扬的途径与空间要素》。35岁前，汤寿潜只是一介普通书生，其成名始于《危言》1890年刊世。《危言》内容切合时势，眼光超前，令人折服，但是内容再精彩，也得靠传播。1894年《危言》增幅改刻本为石印本再刊，翁同龢、孙家鼐向光绪帝推荐了该书，并请将郑观应《盛事危言》、汤寿潜《危言》和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印刷数千份发给各级官员。于是汤寿潜的名字上达天庭，晓于官场，一下子有名了。廖大伟指出，这一结果固然缘于《危言》内容，但翁、孙二人推荐这一人际传播的作用不可或缺的，而隐藏在《危言》背后的印刷新技术支撑也很重要。1880年石印技术后开始普及，成书的速度和质量显著加快。印刷技术的改进使得印刷数千份不是问题，使《危言》传播面更广，速度更快。此后汤寿潜受朝廷青睐，而他却反而冷淡。他似乎同张謇一样，更加关注国家命运，继续思考应变之策，官学两界，游走于野，吁请于朝，办实事，促改变，仍不忘著书立说，更乐意解惑授业，尤其他的交友和活动网络，层次更高，范围更广，加入了强学会，参与东南互保，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张謇、郑孝胥、刘锦藻、汪康年、许鼎霖、张元济、夏曾佑交往，光复后与陈其美、程德全、伍廷芳等过从，总之他声名越来越大，成为东南人望、浙江代表。而能如此，除了一定的人际传播外，还与电报、报纸这几种信息传播载体有关的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