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寿潜(1856-1917),原名震,字蜇先(或叫蛰仙),浙江萧山人。清末民初著名的改革家、实业家和政治活动家,是晚清立宪派的领袖人物,因争路权、修铁路而名重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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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寿潜像
张謇和汤寿潜并称“张汤”,但学界及民众大多只见“张”不见“汤”。有鉴于此,12月12-13日,萧山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联合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民国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编辑部等机构举办“汤寿潜和他的时代暨辛亥革命110周年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50余位学者与会,就汤寿潜的思想、清末路权、辛亥革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澎湃新闻选取部分学者发言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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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寿潜|研讨会︱清末民初实业家、政治活动家汤寿潜和他的时代】与会学者合影
汤寿潜的思想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熊月之教授的报告题为《汤寿潜思想的变易与坚守》。他指出,汤寿潜的社会资本主要有两项:一是科举;二是时论。1890年,汤写成《危言》并刊行;1892年,汤考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此后,他便大名远扬,渐入佳境,不断被任命担任各种职务。《危言》内涵极丰,体系完备,酝酿、写作时间显然较长,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汤寿潜在1888年已着手此书的写作。但《危言》属于时论,与科举考试属于不同的知识系统,互不兼容。那时候,按照社会对于年轻士子的期待,尤其是汤寿潜那样的家族对于其前途的期待,汤寿潜应该全力以赴学习科举知识与技巧,而不宜心力旁骛。但是,汤将那么多的精力放在了《危言》的撰写上面,结果《危言》之完成先于中进士。从国家命运、民族前途角度考虑,《危言》的价值当然更高。换句话说,至少在1890年以前那一段时间里,汤是将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置于个人、家族的发达之上的。当然,汤寿潜也没有将精力全部放在《危言》的写作,也兼顾了科举考试。所以,他在1888年中举,四年后中进士。熊月之认为,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汤寿潜用自己的思想、实践,作出了一个将古今中西文化中优秀成分有机结合的典范。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文科资深教授桑兵的报告题为《汤寿潜与辛亥江浙立宪派的革命转向》。汤寿潜与张謇等人早就主张立宪,认为专制是造成不公与落后的根源,因而坚决反对专制,主张立宪。武昌首义之后,江苏人士的《时报》与浙江人士的《时事新报》以及商务印书馆,利用报刊图书,主动制造革命舆论。在鼓吹革命正当性的同时,部分调整革命宣传的内涵,同时争取革命的话语权。桑兵将汤寿潜当时的主张归纳如下:1、复汉不排满,推翻清廷,容纳满人。2、无国之民最为悲惨,因而无论如何不能陷入无国状态。3、反对袁世凯,主张北伐,以免由清廷将政权私相授受,妨碍民国政府的正当性与正统性。他接着比较了江浙立宪派中的差异。最后,桑兵提醒研究者,不宜就汤寿潜论汤寿潜,要将其前后左右都联系起来加以看待。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朱浒教授的报告题为《甲午战前汤寿潜与康有为的保朝策之比较及其意义》。朝鲜问题是引爆中日甲午战争的最直接因素,而在甲午战争爆发以前,中国社会已对朝鲜问题多有关注。汤寿潜和康有为都在1890年对此提供了较为系统的看法,汤寿潜在是年出版的《危言》中有关于“保朝”的专论,康有为亦于是年撰写了《保朝鲜策》一文。朱浒综览二人观点,总结其相似之处在于:1、两人皆认为朝鲜的命运是中国不能回避的问题;2、俄国是对朝鲜和中国的巨大威胁;3、上中下三策虽然次序有所不同,但是解决问题的思路基本上不出弃朝、并朝、公同保朝这三种思路。不同之处在于:1、汤寿潜防范日本的程度弱于防范俄国,康有为基本上将两者的威胁等同视之;2、康有为对并朝之策抱有一定幻想,汤寿潜没有;3、汤寿潜对公同保护之策的考虑较康有为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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