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原生家庭的怨恨,从清末民初就开始了……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采访人员 曲鹏数千年来,家庭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单位,也是世界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然而在近代中国,家庭却沦为革命的对象,从清末开始就有人提倡“毁家”,入民国则“家庭革命”的口号一度广泛传播。在新近出版的《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读书人的憧憬》一书中,历史学博士赵妍杰抛开各类前提、假设和标签,从家庭本身出发,重新审视家庭革命在近代中国的走向。在赵妍杰看来,家庭革命虽更多表现为负面的批判和改革,其实是集破坏性与建设性于一体的,清末民初读书人群体所提出的关于父子关系、自由恋爱、儿童公育的种种设想,今日仍是社会讨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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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妍杰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读书人的憧憬历经了甲午、庚子的战败,救国具有了巨大的迫切性,“国家”“国民”的观念迅速崛起。作为传统中国秩序基础的家庭,首先受到冲击和批判,在“为国破家”的呼声下,家庭沦为革命的对象,甚至提出了“废婚毁家”的主张。同时,西方的自由平等之说跟随传教士和留学异邦的青年,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进入家庭伦理领域,成为家庭成员关系的新标准。在激进的年轻人看来,姓氏是家庭和家族最重要的标识,废除姓氏也是脱离家庭的行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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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带想象的西方家庭方式成为被羡慕的“新家庭”,而中国的家庭则背上了“旧家庭”的符号,受到毫不留情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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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发现,近代参与讨论家庭革命的人,主要停留在言说的层面,即便高声呼吁家庭革命的人,也多是对他人的号召,自己并未真正具体实践。他们多半已经结婚,家庭出身也比较优裕,并非不能养家糊口或欲结婚而不得的穷苦大众。而受其观念影响的,更多是交际广阔的读书人,“务农、做工的人家”依然极力保持着旧家庭制度。也就是说,家庭革命的提倡者、拥护者和追随者,多半是新式学堂成长起来的青年以及能够阅读报纸杂志的人,见诸报端的文字代表着他们的意见,普通民众则处于“失语”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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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妍杰看来,家庭革命是近代中国思想激进的读书人在中西竞争的语境下,重置个人与家庭、国家与天下的一种尝试。自幼浸润在儒家经典中、本应视家庭为正面建制的士人,转而攻击家庭伦理,视家庭为桎梏,期望建设无婚姻、无家庭的社会,这种对儒家伦理的自我否定,是中国文化危机的重要表现,而那些改组或取消家庭的设想,就像书名中提到的“憧憬”一词,代表了危机中的读书人不断追寻人生意义和秩序的一种努力。西方极乐家庭1915年1月,留学美国的胡适登门拜访卜朗博士夫妇后,在日记中写道:“博士夫妇极相得,无有子女,夫妇共持家同艰苦,其相敬爱之深真非笔墨所能写,此真西方极乐之家庭也。”清末民初,为国破家的家庭革命已经动摇了传统家庭,但何为理想家庭?归国后胡适对西洋家庭的推崇,为国人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于是,在新青年的心目中,西洋男女自由婚姻恋爱、一夫一妻、分居成立小家庭的生活方式渐渐成为文明、进步的象征。然而,胡适描述的“西方极乐之家庭”真的是如此美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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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所描写的西方家庭,按照胡适自己的解读,“是极不堪的”,而且家庭里面有“四种大恶德”,例如自私自利,依赖性、奴隶性,假道德、装腔做戏以及懦怯没有胆子。赵妍杰由此认为,新青年理想中的新家庭虽然以西洋一夫一妻为模板,但又不是“西洋家庭”的实况,而是一种美化了的“西洋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