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原生家庭的怨恨，从清末民初就开始了……( 二 ) 第一个|姜尚|周武王|邑姜|乱臣|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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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留学期间，美国正处于历史上的进步时代，而且北美基督教青年会号召美国各地的基督教领袖和基督教家庭接待中国留学生，让中国留学生接触“美国社会最善良的男女”，使他们了解在美国基督教家庭的生活和德性。因此胡适接触到的是美国上层社会家庭——康乃尔大学校园内知名教授学者们的温情和招待。正是这些错综复杂的原因，胡适为中国的新青年塑造了美国家庭的正面形象。与此同时，中国家庭的形象日趋负面化，在五四前后借助白话文的力量在社会上弥散开来。１９２０年２月成立的北京大学家庭研究社推出了《家庭研究》刊物，“旧家庭写真”栏目专门刊登“家庭的丑态”，意在“等他丑态百出，名誉破产以后，他们虽然想替家庭保持尊严，谅也没有什么保驾的能力”。原本作为“避风港”的家庭，成为黑暗冰冷的“活地狱”，甚至还出现了“万恶家为首”的极端说法。事实上，西洋小家庭并不是天堂，中国的旧家庭也不是地狱。萧公权曾反思说：“传统家庭诚然有缺点，但我幸运得很，生长在一个比较健全的旧式家庭里面。其中虽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父母双亡的我却得着‘择善而从’的机会。因此我觉得‘新文化’的攻击旧家庭有点过于偏激。人类的社会组织本来没有一个是至善尽美的，或者也没有一个是至丑极恶的。”具有吊诡意味的是，向西方学习的部分中国读书人视家庭如“牢狱”，西方人却深感社会之冷酷而视家庭为天堂。赵妍杰指出，被中国效仿的近代西方，彼时正处于以家庭为重的时代，其主流是维护家庭的价值。在英语世界流行了上百年的歌曲《家，甜蜜的家》（Ｈｏｍｅ　Ｓｗｅｅｔ　Ｈｏｍｅ），其中一句歌词就是：“天下没有比家更好的地方。”乌托邦式的工读互助团钱理群曾指出，在２０世纪初的历史舞台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扮演着“唐·吉诃德”的角色，“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部分领导人”和“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人”不但梦想要在中国“造一个圆满快乐的黄金世界”，而且，他们“不满足于纯思想领域的鼓吹与批判，他们更重视将‘思想’（‘理想’）变为‘现实’的实践，注重于社会的实际改造（而且是全局的、根本的改造）运动”。在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大批接受了新思想的新青年开始摆脱家庭的束缚，另谋新生活。然而，从传统家庭出走的新青年却被现实的读书与生计等问题所困扰。针对这一普遍的社会问题，１９２０年春，王光祈等人在北京召集青年建立“小组织”，践行半工半读的互助生活，即“工读互助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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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从名义上脱离家庭，团员统统不冠姓，皆以名互称。他们每日必须工作四小时，主要是在互助团开办的印刷所、饭馆、洗衣店工作，或者制作手工艺品。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而团员生活必需的衣食住费用、教育费、医疗费、书籍费则由团体供给。此外，工读互助团还尝试把团员的衣服集中分类放置，各取所需，谁爱穿什么就穿什么，不分你我。由此可以说，北京工读互助团既是为了帮助脱离家庭的青年，也是一次废除家庭的社会理想的尝试。北京工读互助团发起后，上海、天津、南京、广州等城市也纷纷成立了工读互助团，一时间，运动从北京扩展到全国。互助团不排斥女性，欢迎女子进团生活，实行男女共同生活，他们因此而认为“无政府、去强权、无法律、无宗教、无家庭、无婚姻的理想社会”终于在团里实现了。意想不到的是，一桩多角恋爱使北京工读互助团运动很快走到了末路。多角恋爱事件的当事人——女学生易群先因反对父亲安排的婚姻而出走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互助团解散之后，她给胡适写信，表达自己的困惑和绝望：“我脱离家庭，不是争人格、谋精神的愉快么？要是得不着好结果，倒不如去做小姐、少奶奶的好，先生，对不对？”在经济困境、情感纠纷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不到半年时间，各地的其他工读互助组织也纷纷宣布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