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接到遗折后,大为震惊和感动,立即降谕嘉奖,“下诏”给王国维加封“忠悫”:“谕南书房行走,五品衔王国维:学问博通,躬行廉谨……”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遗折,以及逊帝溥仪的谕旨,加之之前欣然接受南书房行走一职,使得殉清一说顺理成章。
后来,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王国维死后,社会上曾有一种关于国学大师殉清的传说,这其实是罗振玉作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篇文章的合作者。”
由此来看,用“殉清”说来概括王国维的自尽是极其片面的,也就有了后来的“逼债”说、“惊惧”说、“谏阻”说以及“文化殉节”说等多种说法。不论哪一种说法,都难以归纳出王国维自沉后,在昆明湖上溅起的那朵水花。
根据王氏弟子、著名学者浦江清在《浦江清文史杂文集》中记载,王国维生前曾问过友人这样一个问题:“人言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顷,重温其一生之阅历,信否?”
当他在颐和园石舫中兀自静坐,准备投湖结束自己的生命时,是否在重温自己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文化式微的一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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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多年以前对朋友的这句提问,或许“引导”了他决定用投湖自尽的方式了却余生,或许这才是他决然自沉的“谜底”。在王国维逝世一周年忌日,清华大学立“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陈寅恪撰写碑文,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设计者是梁思成。
“惊世骇俗”的礼节:两度受跪,皆是大师
1927年6月3日,被溥仪加封“忠悫”谥号的王国维,以前清官服入殓。当时,参加入殓仪式的有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教务长梅贻琦,还有吴宓、梁启超、梁漱溟、马衡、容庚等学者大师。
就在这些教授身着深色西装以三鞠躬向王国维作最后告别时,唯有一个人穿着一丝不苟的玄色长衫,搭配传统的绵柔布鞋,步履沉重地走到灵前,撩起长衫前摆,双膝坠地,恭敬地将额头磕在砖地上。他就是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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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这一幕的社会背景是,民国政府早在1912年就已经以法律形式废除了延续千年的跪拜礼。此时陈寅恪的跪拜,惊呆了在场的所有师生。随后,全体师生不约而同的依次排在陈寅恪身后,为王国维下跪送行。或许,只有传统的跪拜之礼,才能和王国维的马褂、长辫相呼应。如果王国维泉下有知,相信他会欣慰自己在遗书中的后事安排。
王国维在遗书中提到,“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这里的陈、吴二先生,一个是指为王国维跪拜送行的陈寅恪,另一个就是为王国维行三叩首大礼,请其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院长的吴宓。
1924年,受胡适等人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影响,清华大学增设国学研究院,时年30岁的吴宓为筹备处主任,和校长曹云祥等人积极物色国内著名的学者设帐清华。
曹云祥曾想请胡适担任研究院导师并主持研究院,胡适婉言拒绝,并推荐了三个人选: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王静安就是王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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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在担任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婉辞了校长曹云祥的邀请。1924年冬,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溥仪被逐出宫,王国维也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
1925年,胡适再请王国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再次拒绝,胡适转而求助溥仪和他的英文老师庄士敦代为劝说。溥仪下了一道诏书,王国维不好拒绝,于是才有了“奉诏就聘”一说。
其间,王国维的好友蒋汝藻在信中劝慰:“清华每月有400大洋,有屋可居,有书可读,又无需上课,为吾兄计似宜不可失此机会。”但是,真正打动王国维的是这句话:“从此脱离鬼蜮,垂入清平,为天地间多留数篇文字,即吾人应尽之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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