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静一:作为研究主任,您有怎样的职责?
詹嘉玲:应该说,职责的多少主要是看自己。我们当中仍有少数人只注重个人研究,将一生投入到书本中,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当然,我们也要指导博士生,支持年轻的研究人员,有外国的访问学者前来访学,我们需要为他们提供帮助,与他们互动讨论。目前,我是一个专门研究东亚的小组成员。每个研究小组都有一个 “五年计划” ,而我们组的研究课题之一便是知识以及知识的实践,我是负责人之一。我认为,此类研究组的意义是让人们聚到一起,确定每个人做什么,了解大家共同的兴趣点,商讨如何分配工作。
比如说,我们正在利用网上数据库构建一个共享字典,以便分享我们从翻译中学到的知识。当然,正如我们所知,当我们检索十八世纪中国的某些术语时,往往在字典里找不到它在科学文本中的意思。因此,我们的想法是建立一个数据库,录入如何在特定情境中翻译词汇。也就是说,我们在构建一个更为专业化的字典。作为项目负责人,我要让大家了解数据库的意义,然后与技术人员沟通交流开发正确的接口界面。此外,我的职责当然还包括陆续发表学术论文,且每隔几年,我必须递交一份报告,陈述我的工作和发表情况,因为我的工资来自于纳税人,我得保证用得适得其所。
赵静一:您精通英语、法语、汉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日语,并且可以用英语和法语进行学术写作。您注意过在英法两种语言之间进行转换时有什么有趣的现象吗?语言会改变您构建或表述想法的方式吗?
詹嘉玲:是的,语言确实会改变我构建想法的方式,因为每种语言都有其他语言无法表达的可能性。我不认为语言改变了我的想法,但是每种语言表达事物的可能性是不同的。当你进行翻译的时候尤其明显。有时我发现,英语里有一个特定词组可以表达中文文言文的意义,而法语则没有,或者情况正相反。用两种语言写作让我意识到,翻译的问题往往是译者本人经验的问题。
所以,造成困难的是我们自己,不是语言本身。当然,时间的距离会让事情变得更困难。有时我会与一些中国同事交流,向他们请教关于文言典籍的困惑。某些时候,他们理解得更好,因为他们以前可能接触过。但很多时候,他们不见得比我更理解其意。因此,还是那句话,“过去即异国”。我认为用不同的语言会让你意识到学习永无止境,而如果你是一个研究者,那生活的意义便是如此。
(全文刊《中国科技史杂志》2019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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