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法国汉学家詹嘉玲：“过去即异国”（上）( 二 ) 法国|异国|李约瑟|赵静|汉学家|老年

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我发现人们非常关注数学理论与定理，而很多定理都以数学家的名字命名，不过，从来没有人教我们这些定理最初是如何创立或发现的，对此我非常好奇。如此，我的两个兴趣点 —— “中国文化” 和 “数学” 便恰巧匹配在了一起。通过阅读两位资深法国学者马若安（Jean-Claude Martzloff）和林力娜（Karine Chemla）的研究成果，我意识到这是一个真正值得研究的领域，而不只是我的幻想。可以说，科学史是隐形的，从高中教学内容中我们便可发现它为什么会这样。
于是，我先后攻读了数学硕士和数学史博士学位。在那时，这样的做法并不被鼓励，因为纯粹学数学看似更保险。但我并没有改变想法，与此同时，还开始进修汉学学位。很幸运的是，我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获得了职位，于是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进入CNRS 之前，我以博士后的身份来到这里（李约瑟研究所）进行研究。在这里，我发现中国科学史领域如此激动人心。那时，我日复一日地坐在楼上图书馆看书，意识到这个领域有许多内容可以挖掘和研究，并不只限于那些我曾经阅读过的中国数学典籍。自此，我意识到自己在中国数学史领域向前迈进了一步。
赵静一：您当时是先决定做汉学研究还是数学史研究呢？
詹嘉玲：我非常明白自己想要继续学习汉语。法国有一位著名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2018），在他的《中国社会史》（Le Monde Chinois）1972 年出版时，我正好开始学习汉语，父母将这本书作为圣诞节礼物送给我。我并不是一个天才儿童，所以当时根本无法阅读书中的文字。但书中有大量的图片，其中有一整页都是关于中国数学典籍的插图。由此，我开始知晓这个研究领域有许多问题需要探究，我所好奇的问题是，数学究竟是如何从一个地方 “游历” 到另一个地方的。

文章插图
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72 年所著的《中国社会史》（Le monde chinois）
所以，从一开始，我就很清楚自己想要研究的内容与文化接触相关。后来，我接触到 17 世纪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我对这部作品有些许了解，虽然在我们那个年代，在学校里学过的几何学非常有限，那时法国的数学教育强调的是集合论。
二、印象深刻的中国行
赵静一：说到学习中文，古克礼（Christopher Cullen）教授曾经告诉我，有一次您参加学校组织的项目去台湾旅行，在途经香港短暂逗留时，由于阴差阳错你们的团队并没有老师陪同，是吗？
詹嘉玲：是的，我高中毕业后那个暑假，老师组织我们去台湾旅行。因为当时是 1978 年，对年轻学生来说，去中国大陆学习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当时领队老师错过了飞机，而我们则按计划到了香港。我是学生中年龄最小的，恰巧也是中文最好的，于是我翻开电话簿给我们将要前往的香港大学的住所打电话。事实上，当时用英语是行得通的，而我没有多想，因为我一直接受的教育便是，说当地的语言是对那里的人表示尊重。
我十分紧张地用中文说了几句，但电话那头的人显然有些脾气。我对同行伙伴们说，让我们直接去那儿吧。后来我才意识到当时在香港没有人说普通话，都是说粤语。有趣的是，我们的老师乘坐下一架班机抵达，她非常努力地说普通话，但这在香港根本行不通。这是我第一次尝试说中文，但如你所知，没有什么比在电话中说外语更加困难的了，因为你无法用肢体语言来帮助你表达。如果你不懂别人的话，别人也很难理解你。
赵静一：您的第一次中国大陆之行是怎样的？
詹嘉玲：我第一次去中国大陆，是 1981 年到北京师范大学参加一个暑期班的学习，主要是为了在学习数学之余能够更好地提升我的汉语水平。我从一开始就非常喜欢那次中国行，而这一点从未改变过，因为我觉得中国人总是对外国人非常友好，我感受到了在法国失去的、或者说从未感受过的热情与好客。那一年我们十分幸运——因为学校没有足够的专门教外国学生的老师，学校为我们分配到了一名平时给中国学生教中国文学的老师，我只记得他姓仲。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老师，教给了我们很多东西。我们还与仲老师一起参观了许多景点，他为我们一路讲解。那是一次非常愉快的中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