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只要能上大学,前途一定是一片光明。梅娘又重燃了新一股热望,她凭着那点厌恶的文化水平,自告奋勇地给街道核对会计帐目,给邻居的中学子女补习功课,赢得了好人缘,争取到了一份绣花的活计。
不论天寒地冻,不论严寒酷暑,她总要点着一盏油灯绣到深夜,恍惚中食指不知被刺破几次,几十针才能挣一分钱,一小时也只挣一毛钱,但她满怀感恩,因为目前为止,这是做过最舒适的工作了。
再苦再累女儿都是她的动力,可以很自豪地说,她从未因为贫穷而剥夺女儿读书的权利。
苟延残喘的生活尚有希望,所以最不能出意外的就是她的收入。
与此同时,面对愈演愈烈的气氛,步步升级的行动,她无时无刻都要跟小将们斗智斗勇。但她还是害怕。
为每一次即将到来的抄家而忐忑不安,被迅雷不及掩耳的猛然推门吓得魂魄全无,亲眼看着旧作被撕碎而瑟瑟发抖,如获至宝的一份日文报纸问得她百口莫辩。翻箱倒柜过后,目睹扬长而去的私人财产,她呆若木鸡,久久惊魂未定。
“我没有号哭的权利。没有。说一句悖逆的话,将会招致更加难堪的窘境。”
脚下满地狼藉的碎纸,记录着她生命的辉煌,如今只能搓成煤球,付之一炬。一本从父亲家带出的木刻《元曲选》珍藏已久,奇迹幸存,却使她彻夜难眠。
“我亲手撕碎了这本书,倒上水,团成了我特有的纸煤球。我把珍藏的书也烧了,我和文学的缘分到此为止,上天保佑,能平平安安地做我的绣花女,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
图 | 1948年年末在台湾的梅娘和她的两个女儿,右上角被剪掉的是丈夫柳龙光
活在人与人之间才叫人间,此前,梅娘还一直在人间。直到她的世界一片空白,没有一丁点人味。
“这些红五类为了自保,不再跟我搭讪。那个跟我走得挺近乎的治安保卫组长董金娥,还当着管片民警的面,扇了她那十四岁的儿子两个嘴巴。因为那少年叫惯了嘴,无意中又叫了我老师,没有跟我划清阶级界限。”
但她断不会想到有一天,跟自己相依为命的女儿,也离她而去,她成为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因为受不了各种歧视,柳青宣布和妈妈划清界限。她愈发憎恨别人喊她“狗崽子”,诅咒自己为什么生在这样的家庭,从此一去不回,杳无音讯。
“和我划清阶级界线、断绝一切往来。如果说心会碎,那时暗夜中的感觉,确实是心在一块块地碎裂、碎裂。”
这种彻底的众叛亲离等同于家破人亡,为什么要让一个母亲尝到这种滋味,毫不夸张地说,阎王爷已经担心她的到来。
但梅娘对血浓于水的母女情有信心,她相信女儿的离开是暂时的,甚至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她就是抱着这种侥幸,在漫长的日子里等待。
果不其然,三年后,柳青回来了。她追悔莫及,措辞严厉地批评自己“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不惜先革了自己亲人的命”,恳求妈妈原谅。
“我的良知让我明白,这里没有解释,什么解释都是苍白的。我已经做了失去人性的事,越找解释,就截止见人性的残破和丧失。”
浪子回头金不换,世间哪有不原谅孩子的妈妈,再责怪于事无补,女儿的人生还有漫漫岁月,不应抱恨终生。
梅娘原谅了女儿。
但她还是怨,怨谁?怨时代没有这样的雅量,这么多年过去了,她居然一事无成,毫无作为,所有精力仅仅匍匐在饿不死的路上,成了一个写满岁月沧桑的老妈子。再想想当年回来时的远大抱负,报国初心,真是倍感羞愧。
“现实嘲笑着我的理想,时间揶揄着我的良知。”这些憋屈她一直无处发泄,直到1978年,她才忍不住,“我不讳言,这一系列的整肃,给我一心报国的初志带来了多么大的侮辱与伤害。”
80年代,梅娘由绣花组回到了原来的农业电影制片厂。也正如她所期盼的,女儿没有成为厂里的女工,而是成为了电视编导,这就足够欣慰了。
但在1989年,还是发生了一件捏把汗的事情。
那年柳青因公出国采访,却因故不能按时回国,她所在单位下达通牒:若在限定时间内回不来单位报到,就开除公职,交回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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