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妹病了,没钱治病,没钱吃饱,没有任何营养,病情越来越重,到后来,她的运动神经失调,用勺子往嘴里送饭都送不准。
妹妹需要人照顾,是年幼的弟弟,还是正在读中学的柳青?最终社区给出了方案,将她送进了清河疗养院——一个收容孤苦老人,生病的、无家可归的人的地方。
分离半年,梅娘终于有机会提起笔写信。
一切都好,四个字,隐藏了身后的涕泪交加。妈妈想你,轻轻的,释放了万千牵挂。
不知多久,等来了探望的日子,柳青骑着自行车,在泥泞的路上狂奔20里,来到了北苑农场。
妈妈就在眼前,却被一张长长的桌子隔得咫尺天涯。她坐在这一头,妈妈坐在那一头,只能听得清说话,却够不着对方。
15分钟的交谈,每一个不安的消息,都使时间漫长得惶恐,又短暂得心慌。
当听到妹妹被送进了救济院,梅娘的眼神,终于是黯淡下来了。
无论如何,她都要去看看妹妹,她争取到了。
那是梅娘最后一次见到小女儿,她带去了一个大柚子,掰开了,一瓣瓣地喂着给她吃完。
没过两个月,小女儿就病死了。
柳青是唯一被通知去的人,她最后见到的妹妹,身体是干瘦的,缩得像个六七岁的小孩,脸是青的,眼眶是湿肿的,眼睛再也没有她的倒影。留给她的,只有无尽的内疚与自责。
“我知道妹妹由于运动神经失调,吃饭时连勺子都放不准到嘴里去。那里的护理人员对她不耐烦,同房间的人也欺负她。我哭得不行,我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同意把她送到这种地方。我应该辍学,自己照顾她。”
而得知噩耗的梅娘,她此刻只能在教养所默默遥祭:“是妈妈没有能力救活你, 妈妈对不起你 , 愿你在另一个世界吃饱穿暖、有病能医治。”
1962年,梅娘患了严重的肺结核,允许解除劳教,保外就医。
有限的自由是无限的彷徨,刚出来她就成了无业人员,想想怎么挣出两个孩子的吃喝是紧要问题。
毋庸置疑的,那个年代,是她作为知识分子最苍白失血的时刻。为了养活三口之家,她在街头巷尾串冰糖葫芦,在北风呼啸的冬夜里扛冬贮大白菜,在瓢泼大雨的火车站外当脚力,在人来人往的劳动服务站等分配,脏衣服一盆接一盆,洗得她手指发颤。
没过几年,作为从不缺席的“老运动员”,她又要活在管制之下。周遭人都对她嗤之以鼻,畏而远之。
“只要一出街门,到处都是盯视你的眼睛,盯得你走路都不自在:哪怕是去胡同口的小合作社买把盐,若凑巧碰上一位根红苗正又爱突出自己的红五类,甩过两句响当当的最高指示来,就能噎得你连舌头都不会打转儿。”
无奈,她偷偷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当保姆,雇主却警惕地查她背景,她倍感尴尬。自己似乎是自带嫌疑,无论走到哪儿,都躲不开审视的目光,就连当清洁工去通下水道都要遭人非议,“呀!这人是个知识分子吧,干这活八成是成分......”
有时她真的恨,恨自己懂点文化,恨自己是资本家的女儿。但一切都是为了两个孩子,她可以不计较脸面,可以忍受风霜剑雨,但独独不可以承受母子决裂之痛。
梅娘绝没有想到,自己这边埋头苦干,那一边的小儿子热情高涨,竟宣布与自己断绝母子关系,离家出走,跟着大部队串连去了。直到染上肝炎,病重,折返回家。
梅娘焦头烂额,绝不能让儿子重蹈覆辙小女儿的悲剧,但营养费在哪儿,医疗费在哪儿,活着已经够不容易了,为什么偏偏还要生病。
什么女子本弱,什么为母则刚,对于她来说,束手无策是真,竭尽全力也是真,等不到奇迹,这才叫绝望。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小儿子苦撑了几年,于1972年死去。
匆匆告别遗体,她又赶在了掏脏水沟的路上,像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人,只因生活的重压不允许悲伤有丝毫喘息。
一家三口,梅娘已经送别了三位,剩下的大女儿柳青是幸运的。高中毕业后,她有幸得到革命作曲家刘炽赏识,有这位“老延安”做担保,使得柳青在艺术院校的提前招生中“蒙混过关”,顺利上了大学。否则以她的出身,绝对与大学无缘,等待她的命运将是在街道工厂当一名默默无闻的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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