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为|她与张爱玲齐名，中年却沦为保姆，接连丧子丧女后，96岁体面离世( 二 ) 张爱玲|沦为|齐名|离世

与梅娘一样，在上海沦陷区大红大紫的张爱玲，处境同样尴尬。
“南玲北梅”，她们都在同一背景下成功，然而却奔向了不同的未来，
张爱玲在1950年参加完上海第一届文代会后，就嗅到了不祥的气息。
她的动作是那样的迅速，匆匆去了香港，再移民美国，此生都没有再踏故土。
上天是公平的，梅娘也有机会走，而且她已经走了，但遗憾的是，她又回来了。
1948年，梅娘曾随到台湾做策反工作的丈夫赴台，两个女儿也接到了身边生活。一家四口其乐融融，她腹中还孕育着胎儿，一切美好的画面都在温馨中期待着。
但在离乱年代，无数家庭都上演着悲欢离合，梅娘身在这片土地，无法拒绝这一际遇。
她的丈夫柳龙光在去往台湾时乘上了彼岸无法抵达的太平轮，死于海难。
惊闻噩耗时，梅娘正站在冷雨中的台湾海峡岸边。雨水冰冷，打湿了眺望的眼眸，海风刺骨，吹散了凌乱的头发，一切意境，都为她的厄运而衬托。
此刻迫在眉睫的不是悲伤，而是生存。她面临着需要独自一人担起两个女儿以及一个将要出生婴儿的责任。
厄运并非没有许多安慰，失去丈夫，她仍有妥善的选择。
“未来只需我跨出另外一步，我只要委身于任何一个已经向我提出邀请的富绅，便可立时解决，像过去我娘、我姐姐那样吊在男人腰带上过荣华的日子”
即使自立，她也有已铺好的路，她大可接受台湾、日本的大学邀请，留下来或者出国教书。
但她拒绝了一切活路，情愿抓住两岸封锁的尾巴，回到了新中国大陆。
无法不对梅娘的抉择作出揣测，因为早在1945年，国民政府清算“沦陷区”汉奸时。她就因为一本书的缘故，被出任伪职的周作人连带指控，虽然最终未被起诉，但也算是提前得到“忠告”。
她应该意识到，作为“沦陷区”的在场者，甚至是华北沦陷区影响力广泛的女性作家，突然收到无端指控，就意味着这一身份具有危险性与敏感性。
可惜她就是缺乏了这么一根敏感的政治神经，否则她应该可以像张爱玲那样预兆到什么，然后远走高飞。
新中国成立后，梅娘在北京当过中学教师，后来调入农业电影制片厂做编剧。
但短暂的风平浪静很快迎来了风起潮涌。
在非黑即白的意识形态下，梅娘是最早的一批被清理出去的人。她首先被认定为“汉奸文人”；1952年在“忠诚老实”运动中又因资本家身世被批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1955年在肃反中再因历史复杂被打成“日特汉奸嫌疑”。
一系列的罪名莫须有，怀疑即是罪状。
整她的人质问她，抗日时热血青年都在往延安走，你不去，反而心安理得地在沦陷区写小说？不是拿了日本人好处，那又为了什么？
梅娘倍感委屈，自己曾经营救过革命分子，最不应该有“汉奸文人”这顶帽子。她想辩驳，却又欲言又止，说多到底都是错多。她纵然有一百张嘴，也不可能敌得过一帮有思想无头脑的人。总之，蘸了墨的笔，怎样都是洗不白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梅娘本已是惊弓之鸟，但1957年开始，才是她悲剧的重头戏。
突如其来的凑数，梅娘头上又多了一顶帽子。这注定是一场疾风迅雨，开除公职，下放劳动，双管齐下。梅娘的人生瞬间从天堂跌落地狱，困厄在教养所干遍所有脏活、累活、重活。
然而再苦再累尚可冷暖自知，但在囵圄之外不通音讯的三个儿女，才是她最放心不下的。
那一年，她的三个孩子，最小的弟弟九岁，最大的女儿柳青也才15岁，中间还有一个身子羸弱的妹妹。
显然她一片茫然，每天夜深人静时，只能流泪祷告，祷告孩子们健康平安等她回来。
妈妈不在的日子，弟弟早已哭破了喉咙。15岁的柳青撑起了无主的家，她擦干弟弟的眼泪，告诉他：“以后，姐姐就是妈妈。”
为了吃饱饭，柳青卖掉了家里能卖的东西，最后剩下的书桌、饭桌也都卖掉，换来的也只是与弟弟妹妹饱一顿饥一顿。
这样的日子，妹妹最先顶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