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战后法国的领导人必须放下法兰西作为辉煌民族国家历史的包袱，放弃过时的民族国家的理想，通过民族性的退场打开一条通往“帝国”之路，这是“新拉丁帝国”建构的认知前提。科耶夫一方面肯定了戴高乐将军对于法国和 拉丁文明复兴的希望；但是另一方面，科耶夫认为，“体现在戴高乐身上的这种高度政治化的意志，只是一种不合时宜的乌托邦。” [3]P41科耶夫希望戴高乐“幡然醒悟”，转变自己的法兰西民族的传统理念，投入到拉丁帝国的政治使命中。
第二，必须实现拉丁国家在经济上的联合，成为经济上的统一体。这可以从宏观的经济战略和具体的经济政策两个方面来看。在宏观的经济战略上，科耶夫意识到，拉丁民族缺乏经济自主性的意志，私营经济成分过于强势，缺乏宏观层面的国家指导。对于科耶夫来说，需要拉丁帝国从整体上“刺激”经济，“只要经济意志表现出某种某些脆弱的迹象，帝国的政治意志就必须加以取代。” [3]P51这里可以看出凯恩斯革命对于科耶夫的影响。在具体经济政策上，一方面要建立拉丁国家内部的共同市场，撤销欧洲的内部经济壁垒，实现劳动力和矿产资源的互联互通；另一方面，要建构统一的货币——拉丁式的“法郎集团”，确保“帝国”财政运作的独立性，而与其它两个帝国抗衡。此外，通过拉丁帝国与德国的煤炭钢铁联营，不仅能从资源上永久削弱德国未来发动战争的可能性，而且能为拉丁帝国提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矿产资源。
第三，拉丁帝国得以建构的关键在于政治的一体化，成为具有共同意志的共同体。科耶夫认为，拉丁帝国在政治上必须有自主而独立的意志，必须有统一的外交和防务政策。这种独立的政治意志意味着拉丁帝国要从自身利益出发作出政治决断，不再迎合英美和苏俄。为了实现政治上共同意志的实现，一方面拉丁帝国必须拥有一支独立的防务力量，能够维护自身的利益不受侵犯。因为任何一个单独的拉丁国家是无法担负起这样一直庞大的军队，这就需要法国的历史传统和军事实力，在这支军队中起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坚持殖民地区域的整合，便成了拉丁帝国外交和军事政策的首要任务。” [3]P30科耶夫认识到，尽管这些北非的殖民地最终都会从作为宗主国的拉丁各国中分离出去，但就战后的形势来看，拉丁帝国必须保持对这些北非殖民地国家的强大影响力，保证自己在地中海的排他性地位，使得地中海成为拉丁国家的“内海”。
第四，必须要对现存的天主教进行深刻的改造，确保拉丁帝国得以持存的信仰根基。教会要适应“后民族性”的政治结构，能够成为一个世俗性的教会并且能给拉丁帝国提供维系统一的精神力量。一方面需要梵蒂冈“去意大利化”(de-Italianize)，而且防止美国教会势力的渗透和影响；另一方面，以法国为主导的新拉丁帝国必须给予天主教会的各项组织以物质上的支持。从更深层次上看，科耶夫认为，拉丁理念意义上的天主教能够让拉丁帝国不至于演变为侵略性的“帝国主义”。
三、“新拉丁帝国”的历史反思：第三条道路何以可能？从1945年科耶夫的“拉丁帝国”理念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当时“冷战”、“两极争霸”的局面还未最终浮现，但任何国家都不得不在这样一个即将出现的世界格局中考虑自己的前途和出路。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理念实际上是对当时法国和拉丁民族在欧洲的生存开出的药方，成为一位哲人为战后的统一欧洲的最初规划。尽管后来欧洲的一体化的具体进程偏离了科耶夫的拉丁化欧洲，比如法德联盟成了欧洲一体化进程最为核心的发动机。但是，科耶夫所设想的不同英美又不同于苏俄的第三条社会发展道路已经完全展现出来，成为世界上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高的地区之一。反思这篇历史文献，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
第一，从理论上看，作为一位以“历史终结论”为标志的黑格尔主义者，科耶夫清楚地意识到，帝国是通向历史终结的一座桥梁，并不会永远存在。“拉丁帝国只不过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而已，有朝一日它是注定要被超越的。” [3]P56而且，科耶夫认为这个帝国的使命是确保拉丁文明的不被吞没，是为了确保西欧的和平，并非是一个侵略性的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