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正如中世纪晚期“封建性”(feudal)政治结构向民族国家转变一样，民族国家也在逐渐让位于超越民族疆界的“帝国”，这两次变迁最终都必须从经济动因去理解，也就是说，民族性的政治结构已经无法满足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需要，德国的失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之所以失败，并非因为德意志民族本身不够强大，而是因为其想达到的“帝国”理想是无法以狭隘的民族(甚至是种族)的单一化所能实现的。德国的例子表明，“一个民族，无论是哪个民族，只要它在政治上顽固地坚持民族意义上的排他性，那么，它迟早都要结束其在政治上的存在。” [3]P7
第二，既然民族国家向后民族国家转变是历史发展的趋势，那如何理解20世纪以来民族自决运动的高涨？我们知道，民族主义运动正是许多当时欧洲落后地区和广大亚非拉地区独立运动的实质，但对于科耶夫来说，民族独立运动是一个纯粹的错觉，第二次世界大战恰恰是以帝国的政治形态为主导的，“从而标志着过去五个世纪以来一直都由民族国家所上演的这场巨大悲剧已经到了最后一幕。” [3]P8实际上，在民族国家的问题上，科耶夫和其老朋友施米特的观点是一致的，因为很多国家虽然在形式上是独立的，但实际上仅仅拥有法理主权，事实上的主权只掌握在几个能够左右政治大局，具有强大地区影响力的“帝国”手中。
第三，科耶夫认为，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处于一片战争废墟中的欧洲的东西两面，实质上已经形成了两个帝国：“斯拉夫-苏维埃帝国”和“盎格鲁—英美帝国”。对法国来说，更为致命的是，由于民族、宗教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原因，战后的德国几乎不可避免地倒向“英美帝国”。科耶夫看到，德国拥有巨大的经济潜力，一旦融合进欧洲体系，将对法国形成强大的压力。面对如此危局，法国如果不采取明确而有力的政治行动，坚持以排他性的民族国家的理念，将会或迟或早失去政治上的存在，必然使法国在欧洲大陆沦为一个二流国家。因为一个孤立的民族国家是无法应对周边两个强大帝国的，法国迟早将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沦为英美帝国的附庸，而且无法保全独特的拉丁文明。这并非杞人忧天，科耶夫深刻地体会到，二战之后美国确立的巨大政治经济优势必然会在文化上影响法国，“这种影响的蛛丝马迹，已经可以从看着来自海峡对岸和大西洋对岸的电影和小说长大的法国年轻人的身体和道德方面，隐约地辨别出来。” [3]P15
综上所述，科耶夫向戴高乐将军建言的核心在于，在一个民族国家向后民族国家转变的历史转折中，固守民族国家的传统理念，将无法使法国在政治上存在下去，也就是说，不仅要保国保种、还要保教。唯一挽救法国的可能途径是，联合其它拉丁国家西班牙和意大利等，以拉丁-天主教文明为核心精神支撑，以政治和经济的一体化为基础，建构一个“新拉丁帝国”，这样才能让法国和其它拉丁国家免遭灭顶之灾，维护自己独特的拉丁文明。
二、“新拉丁帝国”的理念及其实现途径基于对当前历史趋势与现实境况的分析判断，科耶夫提出了“新拉丁帝国”的理念，以维护法国和整个拉丁文明的利益。“拉丁帝国”的可能性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历史传统上看，西欧拉丁各国有着内在的亲缘性，这一点从文艺复兴时期拉丁各民族的文化渗透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其次，这些民族有着共有的天主教传统，这足以和英美帝国的基督新教和苏俄帝国的东正教相抗衡。再次，更为重要的是，西欧拉丁国家在文化上有着共同的拉丁气质。科耶夫承认，拉丁帝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有可能会落后于其它两个帝国，但是，“人们永远不可能像统一起来的拉丁式西方那样，知道如何在舒适的环境下努力使自己的悠闲生活变得完美。” [3]P22最后，“拉丁帝国”的终极目标不在于与其它两个帝国争夺霸权，而是维护西欧的和平。
那么，作为拉丁世界的领袖法国应该采取何种行动，确保“新拉丁帝国”目标的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