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清朝皇帝和富商们对文学艺术事业的赞助起到了什么作用？( 二 ) 康熙

当时共雇用15000名抄书人，来誊抄这部巨型著作集，而以当时的手段则根本无法付梓刊印。此书的全名叫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中国所有书目提要论著中的最珍贵和最完整者。除了国家的这种非常有利于文学、艺术和学术发展的行为之外，我们还应补充的是，非常富裕的商贾们为赞助文学艺术事业而作出的努力，这些人都是珍稀书籍和字画的搜集者，同时也是文人和学者们的保护人。其世系可以一直上溯到明末江苏扬州的盐商们，也就是18世纪最著名的文学艺术的保护人。如马氏兄弟，也就是诗人和藏书家马日琯（1688~1755年）及其弟马日璐（1697～？年），同时还有后者的儿子马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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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富商
诗人和语言学家杭世骏（1695~1773年）和历史地理专家全祖望（1705~1755年），在扬州时都是马家的座上客。在享受过富商们保护的最著名文人中，我们可以提到齐召南（1703~1768年），他是有关江河和运河史、历史年代、温州大港及其浙江地区方志著作（《温州府志》）的作者；钱大昕（1728~1804年），史学和金石学家；另外还有戴震。甚至还有其他某些人，如数学家、舆地学家和经典专家阎若璩（1636~1704年），均出身于富商家庭。阮元（1784~1849年）的情况亦如此，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大家应该感激他为我们留下了一些有关绘画史、数学、古典语言学、金石学、地区方志的著作（他写成了一部有关广东的方志，即《广东通志》，但他特别以其对经典的疏证著作集《皇清经解》而著名）。
因为从1800年左右开始的铜钱贬值而破产的富商大家族的衰落，加之与国家订货的迅速锐减和重大出版事业的结束，而出现了19世纪文化界中的深刻变化。第1页乾隆时代大规模的文字狱臭名昭著，它的规模和效力来自于它和下述活动的联系－把当时已为人熟知的著作编成《四库全书》。不过，它与在18世纪三位明君统治时期经常存在的不安心情，也是相对应的。从康熙执政年间开始，皇权对于伦理正统性的关注，以及对于不忠诚或反对的任何一点迹象所表现出的怀疑，都已经清楚地显示出来了。这样一来， 1660年刊印和被认为具有颠覆行为的《明史》的作者的亲朋，均于1663年在浙江省被判处死刑和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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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思想家阮元
从17世纪末开始，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对淫秽著作的活动。那些伤风败俗的著作都于1687年被列为禁书，而书籍查禁检查制度也在1714年变得更为严厉。新兴的大清王朝是严格的清教徒，对于用一种近似口语的语言写成的消遣文学，也持敌对态度。这种文学在康熙年间几乎完全消亡，让位给更精致和学术性更强的体裁。国家在该领域中的行为，是否会更符合文人界本身所希望的那观念呢？它很可能也与社会的变化和某种读者阶层的消失相吻合，而这一文化修养不太高的市民阶级，是从明末发展起来的。在所有的情况下，如果消遣文学要生存下来，就要改变性质，当然也要改换读者群。
蒲松龄（1640~1715年）的故事集（《聊斋志异》，（在1700年左右）、袁枚（1716~1798年）的《子不语》（1788年）、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1789~1798年）等，都是用很难理解的、充满文学模糊记忆和隐喻的古典语言撰写成的。长篇通俗小说（诸如14世纪的长篇章回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或17世纪的《西游记》）流行的时代已经过去。小说巧妙地变成讽刺性的了，如吴敬梓（1701~1754年）的《儒林外史》，或者变成心理分析性的了，如曹雪芹于1763年逝世时未完成的著作《红楼梦》；或者变成高度学术性的了，如夏敬渠（1705~1787年）的《野叟曝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