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陶塑艺术》，秦廷棫著，艺苑真赏社经售，1954年6月初版，图版70页，印数140部，定价200000元（旧币）。此书1955年6月出版改订版，图版68页，印数400部，定价20元。
《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图录》，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工作委员会编，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和国际书店发行，五尺夹宣五开本，二册一函，1955年9月初版，由申记珂罗版印刷所和安定珂罗版社共同承印，定价38元，印数1000部。
《何香凝画集》，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出版，新华书店和国际书店发行，1954年9月初版初印，由申记珂罗版印刷所和安定珂罗版社共同承印，定价50000元（旧币）。1954年11月和1955年2月，又印刷了两次，第二次加印了3200册，第三次加印了2000册，定价不变，印刷却都是申记独立承担的。
《汉画艺术研究》，常任侠编著，八开本，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12月第一版，由安定和申记承担珂罗版印刷，定价17元，印数为380部。
《中国瓷器的发明》，蒋玄佁、秦明之著，八开本，公私合营艺苑真赏社1956年初版，定价16元，印数为200部。此书1957年曾经重印300部，印刷者已经变成了中科艺文联合印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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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印砖画》，郭若愚著，艺苑真赏社出版，1956年5月修订版，图版28页，印数500部，定价4元。（附记：此书初版印刷时间是1948年6月，出版时间是1954年10月，由安定珂罗版社承印，印数200部，有两种不同的本子，道林纸本60000元，料半纸本40000元，都是旧币值。）
此外，由傅惜华编辑的《汉代画像全集初编》（1950年出版）和《汉代画像全集二编》（1951年出版），虽然标注图版为上海商务印书馆承印，但这两部书很可能也是由申记或安定承印的。有两条依据：其一，当时的上海只有申记和安定两家珂罗版印刷所，上海商务印书馆不可能找到第三家。差不多同一时段，申记为上海出版公司印刷的《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也没有标注申记印刷所。《中国历史参考图谱》预约样本的封面上甚至还印有“上海出版公司印行”的字样。可见，当时出版物上标注的印刷机构未必属实。其二，郑振铎1953年9月21日有信给刘哲民，说：“闻汉学研究所仍拟印《汉代画像全集》第三集，请转告戴、胡，不能承印此种书籍。因帝国主义者的印件，我们现在决不可代印！同时，戴、胡二人的印刷力量，我们可以完全包下来。不可能有力量再去承印那些书也。此事至要！”20郑有“再去承印”之说，说明《汉代画像全集》的前两集很可能就是戴、胡承印的。
四余论
本就有蠹鱼之好的郑振铎，在抗战爆发之后，更是以“保卫民族文化”为职志。他痛心于“自八一三以来大江南北之文化扫地以尽”，大声疾呼：“有力者，有理智者起来！在这最艰难困苦的时代，担负起保卫民族文化的工作！这工作不是没有意义的！且不能与民族复兴运动脱离开来的！”21在他看来，收罗国家徵献，是另一种为民族效劳的方式。“夫保存国家徵献，民族文化，其苦辛固未足埒攻坚陷阵，舍生卫国之男儿，然以余之孤军与诸贾竞，得此千百种书，诚亦艰苦备尝矣。惟得之维艰，乃好之益切。不可以数字计，然实为民族效微劳，则亦无悔！”22“我辈对于民族文献，古书珍籍，视同性命，万分爱护，凡力之所及，若果有关系重要之典籍图册，决不任其外流。”23 “收异书于兵荒马乱之世，守文献于秦火鲁壁之际，其责至重，却亦书生至乐之事也。”24
保存国家徵献，保护民族文化，不仅仅是收书，还要印书（翻印珍稀古籍）。至迟在1934年，郑振铎就对印书有过比较深入的思考。他写过一篇《向翻印“古书“者提议》，后来又发表过一篇《再论翻印古书》。他已经清楚的意识到，“至于珍本、孤本，印出来只是为了保存的目的，……则不妨在印刷者经济能力之所及，尽量的印些奢侈的版本，像日本印唐人手卷，印宋版《世说新语》之类，那也是就个人性之所近、嗜好之所在，随意为之，没有人可加阻止——也许还该加以赞颂。不过，也不宜印得多，不宜纯为了营业的目的。”25他希望仿效日本人，用珂罗版影印中国珍稀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