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哲民在《回忆西谛先生》中说：“（1952年秋）珂罗版印刷在上海硕果仅存两家，一是戴圣葆的申记印刷所，一是胡颂高的安定印刷所，差不多都是靠印西谛编的图籍维持营业的，如能迁京归入国家编制，可以一劳永逸。”1赵家璧在《郑振铎和他的〈中国版画史〉》中也说：“还有一位专印珂罗版的戴圣保，开了一家仅有两架珂罗版机的印刷厂，也一直替郑振铎印版画；后来就搬到庙弄郑振铎寓所的底层，振铎还帮他添置了两部印刷机，专印各种艺术画册。”2
本文拟对郑振铎和申记珂罗版印刷所的关系，以及申记珂罗版印刷所的发展历程和印刷品略作考论。
一郑振铎文集中的申记珂罗版印刷所
郑振铎的文集，涉及戴圣保和申记的地方颇多。
在《跋〈唐宋以来名画集〉》中，郑振铎提及与戴圣保的一次合作：“我忽然想起，葱玉在战时曾经把他的藏画摄照过一份照片，何不利用这一部分照片，先把他所藏的复印出来呢？这也许比较的轻而易举。过几天，去问当时负责照相的钱鹤龄先生。他说，那一份照片还存在他那里，不知坏了没有。我们随便捡了一张邵弥的《贻鹤图》给戴圣保先生去制版。不久，印样送来了，却是那么精美，差不多深浅浓淡之间，与原作几无甚差别。我高兴极了！觉得一定会成功的，而且，比起日本人的印刷来，也差不了多少。”3
在《〈伟大的艺术传统〉序》中，郑振铎也念念不忘戴圣保的功劳，他说：“摄影者钱鹤龄先生，珂罗版的制版印刷者戴圣保先生，彩色版制版者鹿文波先生，都倾其全部心力从事于这个工作。较之我从前印出来的《域外所藏中国画集》和《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在印刷方面是有了很大的进步的。这表示：新中国的出版工作者和印刷者是如何的忠诚而丝毫不苟的花心力于他们的工作和事业上。”4
申记珂罗版印刷所最早出现在郑振铎的日记中，是1947年4月10日。很简略，只有“申记来”三个字。4月14日，又记有“申记来”，过了三天，又记下“申记送《图谱》来”。可见，郑氏和申记的合作大概始于《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的印制。这套书刚开始是交给安定珂罗版社印刷的，后来，可能是印刷工作量大，也可能是安定的印样不能让郑振铎满意，郑氏把一些印刷任务交给了申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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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记的印刷质量逐步赢得郑振铎的信赖，1947年6月2日，郑氏见到已印竣的《西域画集》，难掩兴奋，在日记中写下了“绝佳，甚可满意，此即辛劳之报酬也。”此后，申记的印样每每让郑振铎兴奋不已。6月6日，“申记送样来，绝佳！极高兴！”6月12日，“申记送印样来，甚为高兴！”7月12日，“圣保送印样来，甚佳。”10月12日，“圣保送印样来，甚佳。”11月11日，“圣保送印样来，甚佳。”甚至戴圣保过来“算帐”，他也“颇为兴奋”。他对戴圣保的称谓，也从毫无感情色彩的“申记”、“印刷者”，变成了较为亲昵的“圣保”。
赵家璧说郑振铎帮申记添置过两架印刷机。从日记看，这种帮助并不是无偿的。1948年2月4日，郑振铎记下了：“晨，圣保来，云，又定妥了一部机器，需要借款若干。”
日久月深，郑振铎和申记之间也难免有不愉快。
或因戴圣保爽约，如1948年4月12日，“候圣保送印样，竟不来，甚不高兴！”
或因印刷质量不如人意，如1948年5月20日，“圣保来，《唐五代画》已全部印毕。《陶录》的样张也已送来，印得不大好，颇不满意。”
最让人闹心的还是印刷进度，1948年有一段时间，为《汉晋画》迟迟不能印竣，郑振铎烦闷不已。4月14日，“阴，心里闷极了！和天气同样的灰暗！画集老印不出，一半也为了天气关系，很不痛快！”4月17日，“此辑印刷得还不坏，惟不知如何，竟印得极慢。预计月初可以出版，到了半月后，还不曾完全印好！”4月20日，“因为《汉晋画》迄未印齐，心里非常的不痛快！来取书者甚多，均婉辞对付之，甚见痛苦。”4月21日，“晨，圣保来，《汉晋画》迄未完工，颇为不痛快！”4月22日，“《汉晋六朝画》至今未印全（除了五十部外），甚以为奇！心里很不痛快！”4月24日，“晨，到愚园路申记印刷所，观其印刷情形。去时，一肚子的气，为了圣保实在把《汉晋画》印得太慢了。但见到他们，却也无法生气。”4月28日，“晨，圣保来。《汉晋画》仍未印毕，为之焦急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