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刘哲民的书信中，郑振铎也多次提及戴圣保。后面会论及，此处就不一一枚举了。
关于印制《中国历史参考图谱》，郑振铎有一段回忆，既可以管窥印刷工作的艰辛，也可以蠡测他与戴圣保等人的密切关系，故迻录于兹。“珂罗版印刷，全是使用手工的。为了设备不够，气候的寒暖和阴晴，都会影响到图面的好坏，配料和油墨的良窳，也影响到图面的清晰与否。有时，一张图版印好了，发现了模糊等短点，便重行制版。有时，原书图片本来模糊不清，只好设法另行访觅比较清晰的。实在找不到第二来源的时候，方才勉强的用上原来的那一张。这其间的每一过程，也都是我自己和印刷工人们商酌、讨论的。有什么缺点，特别是在技术上，都应该由我个人负责。”5
二申记的发展历程
戴圣保的名字，一作戴申保，《中国古代陶塑艺术》1954年6月初版，版权页即署“戴申保”。申记珂罗版印刷所，亦名戴圣保珂罗版印刷所、申记珂罗版印刷社。如《中国古代陶塑艺术》1955年6月改订版，版权页上就是“戴圣保珂罗版印刷所”；《忠王李秀成自传真迹》，版权页上印作“申记珂罗版印刷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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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圣保还有一个兄长叫戴申昌，也从事印刷工作。郑振铎1948年1月14日的日记中提到了他，“圣保之兄来了，带来了厚玻璃五块，即付之五百万，替他购下。”据秦廷棫说，他们“都是从商务学的技术，后来也都加入到真赏社（艺苑真赏社）。”6戴氏兄弟为何离开商务？我想有必要引一段刘雪堂（他多年从事珂罗版印刷，对这一行业相当了解）的回忆，“到了三十年代，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经济衰退，珂罗版印刷也同其他印刷工种一样受到摧残。当时，除了由杨信德主持、官商合办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印刷厂，由于它的原稿系宫内珍品，民间少见，因此销路尚好以外，别的珂罗版印刷所大都处于萎缩停顿的状态。上海的有正书局、中华印刷厂等的珂罗版印刷相继停办。仅存的商务一家，1937年毁于战火，次年在南京西路重建，但到了1941年也宣告停办。”7由此，可以推测戴氏兄弟离开商务的原因和时间。
申记的开设当在抗战期间，据刘雪堂说：“抗日战争期间，有一些技术工人为了谋生糊口，办了几家弄堂小厂，用手摇机勉强进行生产，艰难度日。如上海的申记珂罗版印刷社、天一厂、安定珂罗版印刷社等。由于当时的工价低、条件又差，所以业务不振，技术下降，珂罗版印刷已日趋衰落。”8
申记和安定这两家珂罗版印刷的“弄堂小厂”，在抗战胜利后，得到郑振铎的大力扶持。据刘雪堂说：“郑振铎到上海创立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编审会，编印一些资料，要用珂罗版印刷插图，并设法资助申记和安定两个珂罗版作坊，增添了几台机器，珂罗版印刷的技术才得以保存下来。”9胡颂高的说法也可作辅证，他说：“郑振铎到艺苑真赏社看到珂罗版字画印得好，就找到我，对我说无论如何要把珂罗版印刷行业保持下去，后来生意差，他还嘱咐戴申葆每月给我贰百元，维持住这项工作。”10
1949年之后，申记独立存在了很长时间，1956年以后，它才从印刷史上消失，当然，也可以说是换了一种存在方式。
申记的最后归宿，按刘雪堂的说法，是并入了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分社。他说：“建国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很重视这项特种印刷技术，积极扶植珂罗版印刷的发展。人民美术出版社、文物出版社等出版部门应用珂罗版印刷出版图书，从此业务大有起色。1956年公私合营时，申记珂罗版印刷社、安定珂罗版印刷社并入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分社，招请了一些技术工人，在永嘉路建立珂罗版车间。次年，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珂罗版车间将迁北京，上海为了保存此工种，留下了几名老年技工，又招收了一些青工，在原址成立车间，划归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当时称实验室）领导。”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