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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郑振铎联络同人，组织了“上海文献保存同志会”。四处收书之际，也擘画印书事宜。这年10月24日，在提交给上海文献保存同志会的《第五号工作报告书》中，他说：“此间诸友均主能将孤本、善本付之影印传世，我辈亦有此感。惟石印甚不雅观，宋本元椠，尤不宜付之雪白干洁之石印。至少应以古色纸印珂罗板。所谓古逸，确宜以须眉毕肖为主。”26郑振铎从来都是实干家，《第六号工作报告书》就可以看到他为印书所做的准备。“印书事，正积极进行，现已购得纸张六百余元，储以待用。第一步拟先印书影，一以昭信，一以备查，且亦可供学人应用。此外，拟再印行甲乙种善本丛书若干种；甲种善本拟用珂罗板印，照原书大小（较续古逸为壮观）。”27及至《第七号工作报告书》，他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地印书了。“印书事，因纸张已于去岁冬间购备若干，故进行尚为顺利，不受物价高涨之影响。应印之书，约有四五十种。……书影亦已陆续在印。……珂罗板以印于古色纸上者最为悦目。现已设法向泾县造纸处设法定购古色宣纸。（不漂白，价且可较廉。）将来，凡印珂罗板之善本书，皆拟用此项古色纸印刷。”28
抗战胜利以后，郑振铎与申记珂罗版印刷所的合作，可以说是他“保存国家徵献”活动的延续。除了申记之外，郑振铎和上海的另外两家珂罗版印刷机构，安定珂罗版社和天一珂罗版社，也有过较密切的往来。
郑振铎早年曾经主编过一套《世界文库》，致力于引介外国文学名著。1940年代以后，则偏重于历史、美术类书籍的编辑和出版。在给刘哲民的一封信中，他说：“惟我们公司（上海出版公司）的将来，还在历史、美术一类书的出版上。这是独门生意，没人能够竞争的。”29郑振铎所说的“独门生意”，一方面是资料上占优势。版画和美术图册是郑振铎藏书的一个着力点，所以，这一类的出版素材，其他出版机构难以企及。另一方面是印刷上占优势。抗战胜利后，上海仅存的三家珂罗版印刷机构（申记、安定、天一）都为郑振铎印书，良好的合作关系也不是短期可以建立的。
其实不止郑振铎，很多新文学作家，如鲁迅、郭沫若等，都不同程度的涉足过美术出版。他们在文学领域的影响力，让他们编辑或策划的美术出版物有着更为广泛的受众。他们不同于艺术家的出版视角，让他们选择的美术书籍更具穿透时空的价值，甚至在某些领域开风气之先。考察他们的美术出版活动，有助于我们了解20世纪的艺术传播和艺术思潮。
（作者单位：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
注释：
1刘哲民：《回忆西谛先生》，载上海鲁迅纪念馆编《郑振铎纪念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362页。
2赵家璧：《郑振铎和他的〈中国版画史〉》，载氏著《编辑忆旧》，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93页。
34郑振铎：《西谛书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442页、第460页。
5郑振铎：《〈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序、跋》，郑尔康编《郑振铎艺术考古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438页。
6刘雪堂等：《中国近代美术出版的回顾》，《朵云》第二集，1981年，第152页。
78911刘雪堂：《兴衰二度重放光华》，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编《中国印刷年鉴1981》，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82年，第314页、第314页、第314页、第314页。
10刘雪堂等：《中国近代美术出版的回顾》，《朵云》第二集，1981年，第152页。
12刘哲民：《回忆西谛先生》，载上海鲁迅纪念馆编《郑振铎纪念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362页。
15刘雪堂等：《中国近代美术出版的回顾》，《朵云》第二集，1981年，第152页。
21源新（郑振铎笔名）：《保卫民族文化运动》，《文阵丛刊》，1940年第1期，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