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
1975年出土，今藏于湖北省博物馆。书体为秦隶，书写风格不一，非出一人一时手笔，用笔或稳健从容，或劲健爽毅，或清秀圆实，或潦草随意，笔势短促简捷，结体紧密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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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书发轫于春秋晚期，历经战国时期的不断演进，其隶变的过程，应该说在湖北睡虎地出土的大批秦简的书写时期，已基本上完成了，这也就是说，那以波挑的主要特色的秦隶，已为汉字的隶变作了总结性的工作。马王堆帛书中的古隶抄本其形态与睡虎地出土的秦隶基本相同，它完全摆脱了篆书的结构方式和用笔规律，以点、挑、波、磔等隶书的基本笔划娴熟地构就一个个横向取势、方正为主的字形，很显然，帛书中的古隶抄本乃是隶变完成阶段的秦隶在秦汉之交的长沙出现的一种范本。
隶变既然在秦代基本完成，那么隶书的成熟期也就不会晚至西汉末年或东汉晚期。现已有许多学者明确提出：隶书确立在西汉初年已经开始（参见牛克诚《简册体制与隶书的形成》一文，载《中日法史论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其实，不仅是隶书的确立，而且是隶书的成熟也在西汉初年就完成了。这里所说的隶书也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今隶，或者叫八分隶书。一般说来，所谓八分隶书的显著特点乃是构形扁方，笔划已具有规律性的波势和挑法，左波右磔对比强烈，字形内敛而外张，构形部件稳定一致。如果我们根据这些特点来检测帛书中的隶书抄本，那么，谁都会很容易发现，这些八分隶书的主要特征，在帛书中已充分地显示了出来。以帛书《相马经》为例，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归纳出如下特点：
一、 构形比较规范，结构趋于扁平方正。
二、 用笔已很有规律，横画切锋重人，方起尖收，呈蚕头雁尾之态，点、挑、撇、捺已成为构形的主要笔划，并且各以成熟而定型的姿态组构字形。
三、 线条以方折为主，长短相聚，粗细相间，已完全没有篆书线条圆转缠绕的态势。
四、 章法上则分行布白，整齐有序，或行距推近、字距拉开，或行距较宽、字距较密，均疏密有致，整齐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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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书《相马经》局部
《相马经》是我国动物学、畜牧学的重要古代文献，是早已失传的《相马经》的抄本，内容包括经、传、故训三部分。其内容主要是对马头部和有关相马的理论，全文用隶书书写，间有米丝栏，现已全部断为两截。其行文近似赋体，较有文学色彩。它的出土对研究我国畜牧史，提供了历史文献上从未见过的汉初关于相畜方面的材料，证实了我国古代相马有着悠久的历史。
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帛书中的隶书抄本，无论是在用笔和结构上，还是在线条的运用和构形的规律上都是一种已经相当成熟、相当规范化了的八分隶书了，以之与东汉后期的碑刻隶书相比较，也毫不逊色，就是将化与晋唐以后的经抄本相比较，也各占胜场。
马王堆帛书不仅给书史研究，特别是给隶变研究提供了详实而崭新的珍贵资料，而且亦给传统的隶书临摹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范本。
众所周知，在中国书法史上，传统的帖学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直到有清一代，随着清代汉学的复兴，随着清代金石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才出现了以碑学改良帖学的主张和理论，也只有在这种提倡碑学的旗帜下，汉代的诸种隶书名碑，才得到充分的利用和肯定，以至众多的书法爱好者，都或多或少地在汉代碑拓的海洋中寻求隶书的神韵和意趣。但不无遗憾的是，这种种碑刻，不论其刻工技艺怎样超群拔俗，终不能完全表达当时书定者笔下的韵味，而加上碑拓效果的好坏东西，更决定了人们很难直接领略和把握汉隶的真实面貌。马王堆帛书的出土，无疑是极大地弥补了这个缺憾。它既不是如竹木简那样是单分书，也不是如碑刻那样经过刻刀的修饰，而是成篇地用墨直接抄写在丝绢上的汉代人的隶书抄本，它可以让我们从中品味帛书书法的行气、布白和章法，寻觅汉初隶书的用笔规律和结构方式，从而免除了过去看碑拓时那种雾里看花、难得其真的烦恼，充分领略法帖那种惟妙惟肖地传达书写者思想情绪的笔墨神韵。或许正因为如此，帛书出土以后，即得到书法界同行的宝爱，临摹，其研究创作之风气正在日渐形成。可以预见，随着帛书书法艺术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帛书艺术爱好者的反复临摹和实践。一种具有汉初书风气象的帛书法艺术将以其特殊的风格和隽永的文化内涵而矗立于中国书法艺术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