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盗墓|戴向明：文明、国家与早期中国( 四 )

那么具体到考古上，从物质遗存方面又该如何区分早期国家呢？这方面有过一些讨论，总括起来可以提炼出如下一些特征：国家应有大型都邑或城市，多层级聚落结构、不同等级的中心聚落，不同等级和功能的公共建筑或设施，不同等级的权贵墓葬，体现国家组织和动员能力的大型公共工程，集中管控并服务于权贵的高端手工业，尤其是应有体现王权或最高权力特征的宫殿、王墓、神庙，等等。
但在实际的考古发现中，早期国家其实很难具备上述各种特征，而常常只是其中某项或几项比较突出。例如两河流域苏美尔早期城邦国家，中心城邑里发现的高等级建筑往往是神庙，神庙不仅是祭祀崇拜中心，而且还常常是政治和经济中心，最高祭司也同时是城邦首领，拥有大量土地并掌管着世俗事务；与之相反，希腊早期爱琴文明时代，城市里最突出的建筑是王宫，王宫是这种城市国家里最高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有时还是宗教中心；而在古埃及前王朝末期所形成的早期小型国家里，宫殿、神庙似都已出现。
从世界几大文明发祥地看，早期国家最初大多是小型的城邦或城市国家。有些地区的城邦或城市国家持续时间很长，如美索不达米亚、中美洲的墨西哥盆地与玛雅低地、西非的约鲁巴地区，还有古希腊等；有些地区则在经过短暂的城邦或小型国家阶段之后，很快通过兼并发展成范围很大的广域国家，如古埃及、南美洲的印加帝国，以及古罗马等。
那么中国的早期国家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中国的国家起源又可以追溯到何时呢？
根据考古发现和出土文字资料，早年在谈到中国国家起源时，西方学者只承认到商，甚至是只有殷墟代表的晚商才称得上是国家文明；后来随着二里头遗址宫殿和宫城、贵族墓葬及铸铜作坊等重要发现的相继问世，国内学者大多赞同二里头代表的夏王朝是中国最早的王朝国家，国际上也有不少人认同。大概从1990年代开始，伴随着文明起源探索的热潮，一些学者开始把新石器时代晚期视为国家起源的关键阶段，这个时期大约在距今5000到4000年前后之间。
1990年代前期，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与发展三部曲，后来严文明、张忠培、李伯谦等先生都将这一理论模式修正为“古国、王国、帝国”的表述。大家基本公认， “王国”（苏先生的“方国”）指的是夏、商、周这样的王朝国家， “帝国”指的是秦汉及以后的统一国家，但对“古国”却存在不同的理解。很多人认为“古国”即指古文献中“万国林立”、“协和万邦”中的“国”或“邦” ，但“国”与“邦”的含义和性质究竟为何，各家说法不一。一些学者认为古国就是早期国家或原始国家，有人另以“邦国”或“城邦国家”称谓之，且论证有众多城址发现的龙山时代可以称为邦国林立的古国时代。也有人认为“古国”并非国家，而是等同于“酋邦”；在“万邦林立”的龙山时代只有个别“大邦”发展成了早期国家（李民先生对此有过很好的论述）。笔者持后一种观点并有过专门讨论。
接下来的问题是，良渚、陶寺和石峁这样的早期国家（笔者称之为“雏形国家”），究竟是像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为小型的城邦国家，还是一开始就形成了广域国家？对考古学来说，要确定早期国家的疆域范围和组织结构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知道良渚古城所在的遗址群是良渚文化范围内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聚落群，其他良渚聚落群一般只有一到数处高等级贵族坟山，尚没发现像良渚核心区那样的城址、大型宫殿建筑、大型水坝，即便是贵族墓葬也没有达到像瑶山、反山那样高的规格，而在良渚文化区内又存在高级玉器分配网络和高度一致的“神人兽面纹”所象征的统一信仰系统，因此许多学者都判断在整个良渚文化分布区很可能形成了一个以良渚为都城的统一的“广域国家” 。即便保守一点，将良渚国家限定在良渚核心区及其附近的几个聚落群、或者还包括太湖以南的各聚落群，也会形成一个有不同层级的“广域国家” 。另外，考虑到良渚作为一个“雏形国家”出现的年代如此之早，良渚文化覆盖的地域范围又很大，一些聚落群之间有较大的、明显的地理间隔，位于太湖东、北面的各聚落群似乎显示出一定独立的态势，也许还不能排除在良渚文化范围内所形成的，是一个各群（或其中的某些群）相对独立自治、同时又以良渚核心区为宗主的“邦国联盟”的可能性。需要强调的是，即便良渚是这样一个“邦国联盟” ，但其结构上是主、次分明的，是“大邦”与附属“小邦”的关系，而不太可能是各邦并立、与世界其他地区早期城邦或城市国家相同的那种小型国家。也许，我们可以称良渚这样的国家为“主从式的邦国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