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盗墓|戴向明：文明、国家与早期中国

_原标题：戴向明：文明、国家与早期中国

文章图片
文章图片
标题上这几个词语都是当前中国考古学的热门话题，涉及中华文明起源、早期国家形成，以及对早期中国或“最早中国”的认识。本文在此谈点浅见，近似随笔，不做专论。
【考古盗墓|戴向明：文明、国家与早期中国】一、关于文明起源
大约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文明起源问题快速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个热点课题， 30余年下来，持久不衰。以后回顾起来，这一定会是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
西方虽然也有过对文明起源的热烈探索，但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这里开始逐渐升温时，他们那里反而开始慢慢冷却，较多的是对某某文明总结式的研究或综述，对文明起源问题的专门探讨已经不多了。究其缘由，大概是人们发现“文明”这个概念过于笼统，关于什么是文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无论是公众还是学者之间在理解上都有很大分歧，而且人们还发现从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和古希腊等早期文明提炼出的标准不一定适合于衡量其他地区的古文明；此外更重要的是，大约自1960年代以后随着人类学新进化论对考古学影响的日益深入，西方考古学家更多转向对社会复杂化，对酋邦、国家等具体社会形态起源和发展过程的探讨，或许人们觉得这一研究路径更有学理意义。
在中国， 1980年代中期随着夏鼐先生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出版，文明起源问题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随后在80年代后期，苏秉琦先生等一些著名学者开始较多地涉及这个问题。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其中，有关文明起源的文章大量问世，很快把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了高潮。文明起源探索在中国大热并能持久不衰，有以下两个很重要的原因。
一是考古学学术积累和学科发展的结果。人类的早期文明一直是考古学关注的重点，文明起源的探索也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方面东、西方考古学走过了相似的道路，只是各自侧重点有所差异。西方学者探索的多是已消失或中断的异域文明，随着学科的发展他们更加关注不同社会演进的阶段性变化；而中国学者追溯的则是自身文明的源头，因此会怀着更多的感情、更大的兴趣和愿望去探索起源问题。从1980年代以前侧重文化史重建的基础性研究，到1990年代以后着重对古代特别是史前社会多方面的研究，随着中国考古学学科重心的转移，文明起源探索无形中还担当起了学科发展、转向和提升的一个重要角色，因为文明起源探索离不开像聚落考古、环境考古、科技考古、手工业考古等各分支学科多角度的综合研究，文明起源探索实际上起到了对各门类研究成果进行整合、然后再进行理论构建的作用。这从本世纪连续开展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课题的设置就能得到清晰的反映。所以我觉得“探源工程”的最大价值，并不是真的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工程”就能把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掉，而是借此可以推进考古学学科的整体发展。此外， 1980年代以后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例如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晚期殿堂般的大房子、辽宁凌源牛河梁“坛、庙、塚”红山文化遗址群、山东大汶口和龙山文化一些贵族大墓、浙江余杭反山和瑶山等良渚文化高级贵族墓地、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早期权贵墓葬，以及湖北天门石家河等全国多地大量史前城址的相继问世，客观上也为文明起源探索提供了丰富的物证，激发了学者的热情和想象力，促进了这一课题的开展；到本世纪像河南灵宝西坡墓地和大房子、陶寺城址和龙山期大墓、石峁古城、良渚古城等众多惊世的重要考古发现，对文明起源探索又起到了进一步强力助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