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盗墓|戴向明：文明、国家与早期中国( 六 )

目前有关“最早中国”的讨论，不论是以陶寺为代表，还是以二里头为代表，抑或以西周为代表，还是其他一些说法，就像有人指出的，都要坚守两个核心概念，一曰“中”即中原，一曰“国”即国家，就是以中原为中心形成的最早国家或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才是“最早中国” 。这实际上是预设了一个前提、一种立场或一种视角，其背后其实是“中原中心论” 。但前文指出，中原中心论的合理性只存在一定历史时段范畴内；而且如果以帝国统一时期的中国疆域为出发点来追寻何为早期中国或“最早中国” ，前边各种说法就会遇到问题，就会有不同的认识。我们就可以追问，在中原早期王朝或王国之外出现的那些早期国家，是否属于早期中国、甚至最早中国呢？比如石峁，比如年代比他们都早很多的良渚？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承认良渚是国家，那么最有可能是拥有王权的国家；如果这种王权是世袭传递的，那么良渚不是王朝国家又是什么国家呢？同理，对于陶寺、石峁等代表的早期国家也有这个问题。所以，对于这些缺乏文献记载的早期国家的性质、它们的权力结构和传递方式，都是今后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综上，关于早期中国的认识，我们大可不必纠结于“最早中国”这个在学理上很难界定的概念，而是从“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更是作为一个文明共同体的形成过程的角度来观察。这方面恐怕还是首先要回归到苏秉琦老先生，他给出了迄今看来仍然是最有启示性的解说：
“‘中国’概念形成过程，还是中华民族多支祖先不断组合与重组的过程”；“从共识的‘中国’（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各大文化区系间的交流和彼此认同）到理想的中国（夏商周三代政治文化上的重组），到现实的中国——秦汉帝国，也相应经历了‘三部曲’的发展” 。
作者：戴向明中国国家博物馆；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