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盗墓|戴向明：文明、国家与早期中国( 二 )

二是文明起源的探索生逢其时，该课题的兴旺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需要。中国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启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国力不断上升；同时面对西方资本与各种文化、思潮的强力冲击，无论是学界还是民众、官方都始终存在保护、复兴优秀传统文化的强烈愿望和推动力量，近年又被提升到增强民族自信的高度，因此整个社会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有着很高的关注度。可以说，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有着超出一般学术意义的更深层的需要。正因如此，在几乎是同一社会背景下诞生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本世纪初又开始了国家立项支持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由此可以看到学术从来不会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尽管学者个人可以也应该秉持独立精神、从事“纯粹”的学术研究，但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一种集体性的研究取向，却往往脱离不掉社会现实的影响，中外皆然（以色列史学家赫拉利在其《人类简史》一书中对此有深刻的阐述）。由此也可解释，在对“文明”的理解歧义纷呈、标准难以统一的情况下，为什么文明起源的研究在中国还会长盛不衰，而学术价值同样重大、概念更清晰明确的国家起源问题的探讨却反而显得有些不温不火，更像是文明起源研究潮流中的副产品。
谈到这里，顺便再谈一下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现象。1980年代以前中国学术界普遍接受像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父系社会、母系社会等西方人类学的概念，至今仍作为标准术语而广泛使用着。因为这些概念是在西方学术引进到中国的初期就随之而来的，尤其还出现在像《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经典著作中，所以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现代学术话语的一部分，从来没有人质疑这些概念是否适用于中国；很多考古学者都是从教科书或课堂上就学到并开始使用这些概念的，因此似乎也从未有人将其视为不可接受的舶来品。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像“游群”、“酋邦”这样外来的概念却受到了一定的冷落甚至排斥。尽管这些概念的诞生时间也不晚（不晚于1960年代），但却是在1980年代以后才介绍到国内的，由于当时缺乏有关这些社会研究的考古和人类学著述的同步译介，很多人当时、甚至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理解像酋邦这样概念的具体含义及其演变过程（有人就将其理解为与“部落联盟”相类同）。另外，出于某些很复杂的原因， 1980年代以后在开放的环境里西方思潮和各种学术思想大量涌入的时候，中国学者对外来事物采取的态度是不尽一致的。比如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围绕“新考古学”的争论就可见一斑，尽管其后直到现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潮流与新考古学非但没有水火不容，反而有许多相合之处，例如对聚落考古、科技考古、环境考古的重视与发展，对社会演变过程的复原及其动因的解释，等等（同时申明我并不认为中国考古学近几十年只是简单重复了英美新考古学的旧路）。不管怎样， “酋邦”作为介于简单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一种前国家复杂社会形态，在西方新进化论人类学和考古学中都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几十年来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但奇怪的是，在中国日益开放、与西方交流日益增多的情况下，中国学界对酋邦、对西方新进化论提出的社会发展模式，似乎表现出比较淡漠的态度（需说明的是，多年来“社会进化论”或“文化进化论”在西方也饱受争议，一方面缘于其类型化的阶段性进化模式不能覆盖形态多样的复杂的人类社会，一方面被指有种族主义的政治不正确之嫌。然而无论如何，这种模式迄今仍是考察人类社会群体演变的最有效途径或最重要的参照系，有利于人类学、考古学上的比较研究）。无论诸如“酋邦”这样的概念是否适用于中国古代社会、史前中国是否存在这种社会形态，在中国学界都缺少深入的辨析和讨论；现实的局面是要么少数使用者自说自话，要么是简单地弃之不用或视而不见。这是一种很有趣、也是很有意味的现象。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学术群体的强烈的自主意识和自强心理，即主观上就不愿意接受西方学者提出的现成的理论模式、不愿意拿来简单地套用？可这又如何解释学界对像摩尔根、柴尔德这样学者的热情拥抱？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期待我国学者能真正创建出自己的独特学术体系与理论模式，并最终引领世界学术的发展。这方面我国已有少数学者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例如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学说，以及有关中国文明与国家形成的“三部曲”与“三模式”的理论探索就堪称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