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比如《潮间带》里的阿德，曾出现在“我”和母亲的生活里，后来默默地回归了自己的家庭，这背后的原因在小说里也是空白的。“这个阿姨到底是谁，其实不重要，因为她已经从一个年轻人变成了一个中年人。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有自己的秘密，自己的尊严，我不再跑进去给她定性了。”
王占黑说，作为写作者，她以前掌控的东西太多了，哪怕自己不够了解，也要把这些那些都拿出来。“这也是一种成长吧，我在小说里不断地往后退，把更多的人物往前推。”看到自己这样的变化，她是满意的。
现实和虚构还能有的另一种关联
从2010年考上复旦大学中文系算起，王占黑来上海已经有十年了。
她喜欢在这座大城市里走来走去，手机相册里满是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气球、旧报纸、从共享单车上挪来坐垫的自行车，用矿泉水瓶结起的晒衣“龙门架”。即便坐在出租车里，她也总喜欢透过车窗往外看。车子上了高架，她会望向那些开了灯的楼房，想象里面住着什么样的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觉得很近又很远。辞职后，她在外面“瞎逛”的时间比上班时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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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大的共性其实在于，他们都走出了老社区，在更广阔的城市空间里和自己对话，和时间对话。在《小花旦》之前，王占黑就很关心城市空间的问题，写出了一系列关于城市旧空间的小说，甚至被贴上了“老社区代言人”的标签。但在这一本中，她和她的人物走出来了，他们游走于城市的各个角落，打开人与人的关系，解开自我与时间的秘密。
11月27日，《小花旦》在上海的第一场新书分享会在建筑书店“群岛”举行。在一个关心城市空间的空间探讨新书似乎也别有深意。活动现场上，评论家、《上海文化》副主编张定浩说，从八十年代开始，几乎每个中国小说家都想塑造自己的文学领地或者景观社会，但这一空间里的人往往是被空间塑造的，是有符号性的，但王占黑这里没有。“她的小说从不愿固化地名，因为空间都是属人的，人在哪里，空间就在哪里。每个人都携带并且创造着自己的空间，这空间又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和他人的空间，和自我过去的空间交融在一起。在这样的空间里，人不再是被动地符号性地被生活或历史驱赶向前，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欢乐天真，独特的时间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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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那个出现了“定海桥”的故事，“我”被“小花旦”带去定海桥——它比学校更偏僻，一点都不像上海，电视里没有这样的上海，世博会海报里也没有。再后来，两人去了更远方的马路，走得越多，越发现很多地方是去一次少一次的。为了看到更多即将消失的地方，他们甚至想快点跑起来。
很多读者好奇，现实生活中是否真的有“小花旦”这样一个爷叔，能带着王占黑到处看上海。但这个人物是她虚构出来的，非要说和现实生活有什么联系的话，就是她向认识的一个人借了“小花旦”这个绰号。
而比起“现实如何成为素材”，《小花旦》更有意思的点在于“虚构回馈了现实”，或者说小说反而成为了对现实更真实的确认。在小说里，“小花旦”在城市行走中拍下了无数个早已被人们遗忘的世博会吉祥物——海宝。而在小说外，王占黑在豆瓣发起了“全球寻找海宝大赛”，目前已收到了六百多个不同的投稿。那些海宝在墙壁、灯柱、电梯口、环卫车、小店的玻璃板、公共厕所的纸盒上……后来这甚至成为了一个全开放的命题，有人发来了一种叫海宝的电动车，几家叫海宝的海鲜馆子，还有被误认的过气饮料巨星酷儿和海绵宝宝。
评论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平将《小花旦》这个四万字的中篇视为王占黑真正意义上的成熟作品，也是近年的中短篇佳作。而对王占黑而言，《小花旦》之所以意义非常，是她确信自己会写小说了。而且她知道，现实和虚构还可以发生另一种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