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们有杨东平这样很好的教授是一个很充实的基础 ， 但是资金和运作上是从零开始 ， 不过对我来说从零开始恰恰是最不怕的 ， 我最不怕的就是什么都没有 。 我要的就是空间 ， 只要给我空间 ， 我就能把它做出来 ， 所以我们就开始在北京打天下 。 在杨老师的指导下 ， 我就跟福特基金会的何进先生洽谈 ， 谈中国教育制度创新奖的项目 ， 我在公益界拿到的第一笔就是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十九万美元 ， 当时是很大一笔钱 ， 你想2007年拿到十几万美元就是一百多万开始运作意味着是一个很好的开头 。
除了找钱 ， 还需要机构的发展 。 推动社会进步 ， 不能只是你一小撮人在做 ， 最好各界的资源能够整合起来 ， 一起来做 ， 所以我们后来就说搭建一个理事会 。 找谁呢 ， 杨老师就发挥了他的作用 ， 利用他的威望 ， 找了当时还是西安欧亚学院的创始人胡建波先生 ， 后来通过胡建波找了徐小平 ， 找了陈丹青、袁岳等 ， 找了很多这种公共知识分子来做我们的理事 。 当然除了出谋划策 ， 还有资金上思想上的一个保证 ， 把这个研究院搭建一个框架可以朝前走 。 那几年我们也发布《中国教育蓝皮书》 ， 每年都出的 。 创办了“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 ， 资助教育研究的“小资计划”等等 ， 也开始关注小范围的农村制度的研究 ， 经过三四年的时间 ， 就把21世纪教育研究院搭建了一个框架 ， 组建了一个团队 。
从2005年跟朱永新老师做新教育实验 ， 做阅读教育的推广 ， 到2007年跟杨东平老师做这个教育公共政策的研究和肠道 ， 经历了两种不同风格的高手在一起的工作 ， 对教育有了很多新的认识 。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 ， 朱老师这个教育创新之路 ， 他很强有力的做法是：不管教育制度改不改变 ， 不管教育制度如何桎梏人 ， 我们戴着脚镣也要跳舞 。 作为一名教师 ， 关起这个教室门 ， 我们就是这个教室的国王 ， 在这四十五分钟的课堂上我就能决定如何度过 。 通过这样的信念 ， 使得一大批的老师说我也可以做教育创新 ， 我也可以追求好的教育理想 ， 我也可以做一个好的老师 ， 只要我想 ， 我就能做！这是朱老师的信条 ， 他是这么想 ， 他也是这么做的 ， 他推动了新教育上百万师生的变革 ， 这是非常有效的 。 但是这样的教育创新也有其局限 ， 以个人激情个人的理想追求为途径来走的创新之路 ， 有好的一面 ， 也有不足的一面 ， 它太个性化 ， 它很难调出一个通用的模式 。 这是一个可以鼓舞人的模式 ， 但不是一个可复制的模式 ， 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次讲座会影响到哪一位老师 ， 对这个老师会影响到什么程度你是无法预计的 。 朱老师可以说 ， 他做一次讲座就能影响几个人 ， 也可能几十人 ， 一百多个人 ， 但一直能够影响人 ， 但这个人是谁 ， 他会有什么变化 ， 他不知道 ， 这是一场不可预计的教育变革 ， 对个别人的依赖程度很高 。
那杨东平老师做的是另外一个模式 ， 他认为中国教育创新之路应该推动制度的变革 ， 因为制度一变革 ， 就会影响很多人很多事 ， 比方一个县的教育局局长 ， 他决定减负 ， 他决定考试不要全部以成绩为中心 ， 他决定校长有更多的自主权 ， 整个县所有的学校都会放松 ， 都会改变 ， 所以制度的变革是最大的变革 ， 在这个过程中他认为制度是最大的变革 ， 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做法 ， 是很好的一个途径 。 但是它也有它的缺陷 ， 因为你不知道下一个制度变革什么时候发生 ， 发生多少也不知道 。 我们的政府什么时候采用了你的哪一条建议 ， 建议实施什么程度你不知道 ， 但你知道它可能会发生 ， 可能在云南发生可能在河南发生 ， 也可能在教育部发生 ， 你不知道 。 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 ， 但是是两条相辅相成的路 ， 都是以民间的力量推动教育变革 。
跟着两位顶尖高手做了这么多年之后我觉得非常的好 ， 但是如果说我自己要做的话 ， 这两条路我都做不到 。 因为我推动个人的这种变革 ， 我没有那个影响力 ， 我也没有那么大的激情 ， 当我听到“教育是一朵云影响一朵云 ， 一个人影响一个人”的时候 ， 作为商业出身的人我听到就觉得这事不太靠谱 ， 什么“一朵云影响一朵云 ， 一棵树摇动一棵树” ， 什么乱七八糟的 ， 这感性的东西太多了 ， 我听到太感性的东西就头皮发麻 ， 但是我也知道它是对的 ， 因为我看看这么多活生生的老师在变化着 。 我听到朱老师的演讲真是滔滔不绝 ， 一些老师受影响很大 ， 但是我就老嘲笑他尽是忽悠人 ， 但是他真得忽悠得很美忽悠得很好 ， 我没这能力啊 ， 我做不到 ， 所以说这条路我走不通 。 那杨老师的这条路呢 ， 我也走不通 ， 它也需要很高的影响力 ， 需要很强大的人脉关系 ， 本身有很深学术的积淀 ， 这才能做到影响很多的学者专家媒体来一起做这件事 ， 我也做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