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朱老师作为苏州的副市长 ， 还在苏州工作 ， 不像现在在北京工作 ， 那时我们可以每周和他见面交流 ， 他用了很多的业余时间跟我们这些人混在一块 ， 谈新教育 ， 现在回想起来 ， 其实这是最好的课堂 ， 比那个给我们讲教育理论要生动更加有趣 。 但当时不知道 ， 当时只知道跟在他后面去喝茶开会谈事 ， 交各种各样的朋友 。
这样过了差不多大半年 ， 工作也越来越多,我就发现他身边这样的一帮人 ， 所谓的一个疯子带着一帮傻子在做新教育 ， 我就觉得真的是一帮傻子了 ， 因为这帮人真的是不拿一分钱跟着朱老师做新教育 ， 这么有热情这么有激情 ， 很多人也都三十多岁了 ， 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这帮人也不为了钱在这边整天高谈阔论是干嘛呢 。 对我这个十几年商业社会里混出来的人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 ， 我觉得很奇怪很莫名其妙 ， 这帮人为什么对教育如此痴迷 ， 对这个这么有热情 。 后来朱老师说你怎么办 ， 你这个博士怎么读 ， 你还要全职读 ， 还不能回去工作 。
后来我干脆把新加坡公司中国区总经理的工作辞掉了 ， 就全职跟着朱老师来做事 ， 其实那个时候我感触还不是读书的 ， 我就做事就好了 。 为他们服务 ， 我想在整个新教育实验里面我要找到自己的定位 ， 我是为大家服务的人 ， 我为大家找钱 ， 为大家把网站服务好 ， 把会议的安排做好 ， 我觉得我也尽到我的一份责任 ， 至于是不是我站在前台讲 ， 我不求这个事 。 咱们做商业的人是很容易自我找台阶的 ， 我找到自己的定位我觉得也挺好 ， 我也不跟哪个争 ， 所以我就把工作辞掉 ， 把几十万年薪的工作辞掉 ， 还没敢跟老婆讲 ， 这个讲了肯定过不了 ， 老婆也是糊里糊涂的 ， 也没太问 。
然后从2005年开始 ， 就给大家做服务的工作 ， 这个坑就很大了 ， 这个没工资的工作 ， 一做就做了五年时间 ， 五年我们没拿工资就做这个事 ， 你想从05年到09年这五年的时间 ， 我就忙着这个新教育实验的推广 。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
再后来 ， 我就跟了杨东平老师去了北京 ， 好像是2006年底去的 ， 去做教育公共政策 ， 就意味着整个团队一分为二 ， 一个团队留在苏州做新教育实验 ， 一个团队去北京做21世纪教育研究院 ， 就是教育公共政策研究和倡导 。 杨东平教授和朱永新教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 不同风格的教授 。 杨老师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 ， 他演讲不行 ， 但他的逻辑非常清楚 ， 表达非常清晰 。 朱老师是个非常热情洋溢的人 ， 很有感染力 ， 他的口才非常好 ， 听完他的演讲热血沸腾 ， 就要跟他做新教育 ， 但杨东平老师没有这个能力 ， 不过对我这样一个商业背景的人来讲 ， 我更喜欢杨老师这样的风格 ， 因为更加的理性思维 ， 因为我感性不行啊 ， 就跟着理性 。
这样我又回到了北京开始推动教育公共政策的改变 ， 例如教师的薪酬改革 ， 职业教育的融入 ， 民办教育的改革 ， 高考制度的改革 。 这期间组织了无数的会 ， 做了无数的报告 ， 去很多的学校去调研 ， 在更大的视野下 ， 看中国教育是怎么回事 。 其实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里面我的定位还是一个做服务的人 ， 但是我跟着这帮学者开始对中国教育的认识和了解已经跳出了以小学教育为主体 ， 以阅读为核心的教育视野 ， 看到一个更广泛的视野 。 原来我们的教育还有很多创新的地方 ， 无论是制度的创新 ， 还是校长领导力的创新 ， 还是课堂教学的创新、课程的创新 ， 有这么多的视角可以推动教育的变革 ， 我开始对教育有更广泛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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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7年到2010年这四年时间 ， 我在北京就做这个工作 ， 这个工作其实也是开创性的工作 。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 研究院也是一穷二白 ， 到了北京一切从零开始 ， 当时也只有两三个人 ， 钱也没有 ， 工资也没有 ， 就这么几个人开始做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