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对话吴谢宇案二审辩护律师徐昕：我为什么为“坏人”辩护？农博会

经过多方考虑，北京律师徐昕决定接受吴谢宇委托，将介入“弑母案”的二审辩护。
8月26日，吴谢宇弑母案一审公开宣判。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被告人吴谢宇犯故意杀人罪、诈骗罪、买卖身份证件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三千元。
8月30日，吴谢宇对一审判决不服，提起上诉。徐昕向记者透露，吴谢宇案相关委托材料已于10月8日寄送给二审法院，目前已经接到了法院可以阅卷的通知。
10月13日，新京报记者就接受吴谢宇本人委托的过程、刑事辩护制度的理念等话题，对话吴谢宇案二审辩护律师徐昕。
“犹豫了很长时间才接受委托”
新京报：介绍一下你接受吴谢宇委托的过程，他是如何了解到你，又是如何联系到你的？
徐昕：吴谢宇在看守所看了我的书《无罪辩护》，写信出来请求我辩护。他在信中表达的意思主要有：一是希望我为他辩护；二是读了我的两本书《无罪辩护》《诗性正义》，结合自己的案件谈了一些体会；三是他表达了希望能活着，用余生来忏悔。书是我们另一个案件当事人亲属寄送的，吴谢宇与这个当事人同监室。
但对于是否接这个案件，我犹豫了很长时间。 9月初曲靖案开庭时，我还跟罗翔教授讨论过。他建议我不接，怕我被骂。但最终我还是接了。
新京报：为什么犹豫了很长时间，你的顾忌是什么？
徐昕：一是本案难度很大，吴谢宇保命的机会较低；二是很多人对为“坏人”辩护不理解，怕被人骂，所以我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是10月8日向福建高院邮寄的辩护手续。
新京报：为什么最终决定为吴谢宇辩护，你的接案标准是什么？
徐昕：因为我认为，吴谢宇案不仅涉及生死、精神病司法鉴定等问题，也有助于思考人性，反思教育和社会问题，以减少近亲相杀悲剧的发生。
【沈阳|对话吴谢宇案二审辩护律师徐昕：我为什么为“坏人”辩护？】
刑事辩护被称为律师业务的皇冠，命案辩护则可视为刑事辩护中最重要、最有技术性和挑战性的类型。命案、冤案、奇案、大案，以及自认为有意义的案件，大致算是我的接案标准吧。
我此前近一年没有接案子，近期只接了临沂苏纪峰、苏晓峰案和吴谢宇弑母案两个案子。这两个案件都是命案，而且都是法律援助，吴谢宇案还需要自己倒贴差旅费。临沂案是特大冤案，吴谢宇案不太冤，但有一定的意义。
“维持一审判决概率大，但仍有一线生机”
新京报：你提到吴谢宇案涉及精神病司法鉴定的问题，该案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情况如何？
徐昕：吴谢宇案一审没有申请司法精神病鉴定。据我了解，原辩护人征求吴谢宇的意见，吴本人不同意申请鉴定。但这恰恰是一种反常，因为包括吴谢宇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吴保命的可能性、甚至可以说唯一可能性是被鉴定为精神病，但吴本人却不愿意申请鉴定。
二审我会申请对吴谢宇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我会争取法院的同意，提示法官至少要避免“杀掉一位精神病人”的批评。我希望海内外知名的精神病鉴定专家能联系我，以专家辅助人的身份出庭，提出专业意见，来研判吴谢宇是不是精神病人、病情严重的程度、是否属于完全或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新京报：你对吴谢宇案的二审结果有预期吗？
徐昕：二审维持一审判决的概率大，但吴谢宇保命仍有一线生机。
新京报：你认为吴谢宇案“有一定意义” ，其意义何在？
徐昕：吴谢宇案是一起惨绝人寰的悲剧，这既是吴本人的悲剧、吴家庭的悲剧，也值得全社会思考此类悲剧是如何形成的。我们的家庭教育、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的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才会发生如此残酷的近亲相杀事件。事实上，近亲相杀事件并不罕见，故此案更值得冷静地反思，以避免或减少类似事件的发生。
为何为“坏人”辩护：“程序正义是实体公正的保障”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律师为‘坏人’辩护”的说法？
徐昕：吴谢宇是个“坏人” 。但绝大多数情况下， “好”与“坏”并不容易区分，所以现代法治坚持以“无罪推定”为基本原则。如何理解为“坏人”辩护、为杀人犯辩护，关系到如何看待律师职业和律师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