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医改( 二 ) 8月18日

抗疫带来的启示

《环球》杂志：如何评价中国医疗体系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表现?

叶志敏：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成绩有目共睹。新冠肺炎疫情和普通慢病不同，它是一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面对一种全新的传染病，都需要一个反应过程，任何常规应对模式都不可能做到无懈可击。

过去几十年，中国大型医疗机构的技术提升很快，像这次很快完成了病毒基因测序，并与全世界分享，中国是完全有理由骄傲的。

疫情期间，中国政府迅速调整策略，让基层有能力分诊和确诊，甚至当时还发动了基层和社区工作者参与防控，这些都对抗疫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此我们也在思考，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应急的卫生医疗措施其中有哪部分应该常规化、制度化，充实到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中去，以便今后再出现类似的公共卫生危机时，整个体系能反应灵敏、提前预警。

我们从中国的防控工作中可以看到，加强疾控的灵敏度，完善疾控直报系统，就能充分协调各级医疗机构和社区去找出病人。在基层加强健康教育以防止恐慌、防止挤兑医疗资源，也是做好防控工作的行之有效的措施。

建立以健康管理为重点的医联体

《环球》杂志：如何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落实在医改中?今后中国医改的路径和思路应做何调整?

叶志敏：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给了我们很多经验和启示，我们需要把“以群众健康为核心”的医联体真正落实。

现在，很多矛盾其实不单纯是供需双方的矛盾，而是大医院和基层的矛盾。原因有二：一是目前大医院和基层是割裂的、没有协调的，甚至是竞争的关系;二是在整个医疗系统内，大家还是认为在大医院担任专科医生更有地位、更有前途。而参考英国的体系，他们的家庭医生在整个医疗系统内拥有最崇高的地位。

社会怎么给基层医生定位非常重要。仅靠医保报销比例杠杆来解决分级诊疗问题效果非常有限。中国进行医改决策及整个医疗系统行业内的专业人士，都应来重新研究不同医务人员的社会定位问题。

目前中国大医院病源最多、医生最受尊重，就会形成虹吸效应。未来五到十年，中国能否通过综合改革，让患者愿意首诊选择家庭医生，再通过家庭医生的转诊，让病人去合适层级的医疗机构接受适当的诊疗，这是影响未来中国医改成效的关键。

过去，病人一旦进了大医院，就很少往下转。因为医联体内各级医疗机构的考核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是根据服务量特别是诊疗的指标来定的，这就与全生命周期服务、维护健康的目标脱离了——健康维护得好，上转病人就少，大医院服务量就下降，效益就不好。

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再次证明，公共卫生的本质就是要从人群的健康出发，做好健康教育、预防、分级诊疗、康复等等，而不是看医保基金的流向、服务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