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忠与奸：论正统性的书写、与群雄向心力的递减

最近注意到一个被我长久忽视的问题。即史书对“乱世中的叛乱”存在特殊的书写规律。
“治世中的叛乱”比较容易定义。因为彼时的皇权唯一。
但乱世则相对复杂。在军阀割据的情况下，很难具体定义各方忠奸。
更为复杂的是，如果皇帝身边还存在权臣（诸如董卓、曹操、司马父子），那“叛乱者”到底是反权臣、还是反皇帝，则更加难于界定。
如果乱军是以“保皇”为口号，那便应被视作“王师”；但实际操作中，这群“保皇帝、反权臣”的人物，却均被归入逆党。
诸如割据徐州的刘备、淮南三叛的文钦与毌丘俭，如果以客观中立的视角看，他们“尊奉天子、讨伐权臣” ，理应归入“义军”之列。但在魏晋官方的叙述中，他们无一例外成了“贼军” 。
凡事总有例外。比如董卓与凉州集团，挟持天子六载（189-195），明明占据了正统高地，却被所有史家贬低为乱臣贼子。
这便引出了本文的主题。
忠奸的定义，不仅在于是否挟持了皇权，还在于是否有能力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即维护自己的话语权。
另外，不同地区的诸侯，对“正统”的需求程度也不相同。
黄河流域最高；长江流域则次之；边境地区（幽、凉、益、交）则最次之。
换言之，皇权的辐射范围与诸侯的忠心程度，从洛阳向四周依次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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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与董卓、刘备与曹操
曹操与董卓、刘备与曹操之间的关系，在某段特定时间，是极为接近的。
中平六年（189）董卓上洛，将曹操提拔为骁骑校尉。曹氏却出奔陈留，联合关东诸侯讨伐董卓。
建安四年（199）刘备降曹，被曹操提拔为左将军。却在年底逃往下邳，杀徐州刺史车胄，讨伐曹操。
上述两事、在本质上完全相同。皆权臣借天子名义替豪杰加官进爵，豪杰却出奔外地，调转枪口讨伐“举主” 。
但需要注意的是，史书对两事的记载，却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辞令。
曹操叛董，被美化为“大兴义兵” 。刘备叛曹，却被贬低为“聚众作乱” 。
太祖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 --《魏书武帝纪》
自刘备叛后，东南多变。 --王沈《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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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对曹、刘叛乱的不同书写
实际曹与董、刘与曹之间，在当时并无隶属关系。而举主（董举曹、曹举刘）则皆占据“挟天子”的大义名分。
按此原则，曹操兴兵讨董（190），理应被书写为“乱贼”；实际操作中，却被美化为“义兵” 。
不难理解。
因为董卓集团在后续历史进程中遭到夷灭，所以把持天子的“关中王师” ，便被后世贬低为“西凉贼军” 。换言之，来自董卓方面的史料已被销毁，今日所见者，只剩曹魏方面的叙述。
这就引出下一个主题，即权臣是否有能力“长期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董卓之败与蔡邕之死
没有能力维护自身统治地位的权臣，最终难免沦为史书中的丑角。
凉州集团裹挟天子足足六年（189-195），是建安（196-220）之前的唯一正统。
按理，关东诸侯在董卓集团的视角下，一定会被书写为“乱臣贼子” ，但最终成为乱贼的，却是董卓而非袁曹。
理由显见。
因为董卓集团遭到彻底夷灭、李郭张樊等继承者亦无一幸免，因此魏晋时代的史料，绝不会受到董卓方面的影响。
建安二年，（曹操）遣谒者仆射裴茂率关西诸将诛（李）傕，夷三族。（郭）汜为其将五习所袭，死于郿。（张）济饥饿，至南阳寇略，为穰人所杀。 --《魏书董卓传-附传》
说的直白一些，就是没人能再替董卓集团说好话了。
我敢确定，在凉州集团修撰的史书中，袁绍、袁术、曹操等人，形象一定卑劣不堪，大抵会被描述为窃国奸贼、跳梁小丑。至于董卓、胡轸、徐荣等辈，则会被吹捧成中兴功臣、大汉忠良。
【【爱历史】忠与奸：论正统性的书写、与群雄向心力的递减】实际董卓在关中，确实曾经主持编纂《东观汉记》的续写，主笔人就是文豪蔡邕。然而随着董卓之死（192），蔡邕作为“党附奸佞”的无耻文人，也一并被杀。
王允诛杀蔡邕时，便明确提到“不可让谤书流传后世” 。可见在蔡氏笔下，对关东群雄必然是大加挞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