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妈妈就这么走了，我会一辈子遗憾( 二 ) _母婴亲子

十几年来，路桂军在全国推行安宁疗护和生命教育，他希望刘淑芬一家可以成为生命教育的志愿者，通过说出自己的经历帮助到更多人，所以他谢谢刘淑芬一家愿意勇敢站出来，面对镜头。
“让患者知道疼是可以治疗的，千万不要因为疼痛走上绝路；另外，我希望医生们更关注患者的生活质量，当肿瘤没办法治疗的时候，首先要让患者不痛苦。 ”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国每年有890万死亡人口。
然而，真正得到安宁疗护照顾的人数不到死亡人口的0.3% 。对于癌症晚期的病人，如果不知道癌痛可以通过药物被有效控制，自杀则是他们认知里走途无路的选择。
有疼痛患者曾这样告诉路桂军：“我每天都被疼痛折磨。疼痛缓解的时候，我踌躇满志，疼痛一旦来临，就万念俱灰。我每天都在反复体验踌躇满志与万念俱灰的感觉。 ”
在王蓓的印象里，妈妈其实并不是一个强硬的人，甚至有一点软弱。她不知道，妈妈选择自杀到底有多大的勇气。
“如果她以这样的方式离开，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觉得我会一辈子带着愧疚生活，我每次想到她，我都会感觉到我妈妈是因为不想拖累我才自杀死去的。 ”
但事实上，在刘淑芬心里，女儿做得已经足够好了，是癌痛让她自顾不暇，才无力再顾及家人。
路桂军向刘淑芬抛出了一个问题：“假如你是个姑娘，你妈妈得了病，妈妈选择一个你这样的方式结束生命，你能饶过自己吗？”
刘淑芬接连回答了两遍：“不能！”
差一点就是生死两相憾的结局——母亲痛苦地走，女儿永远背负自责。经历了这次重生，刘淑芬一家有了一次握住生死两相安的机会。
王蓓说自己现阶段最大的心愿是妈妈在离开前的每一天都能像现在这样开心地活着，没有疼痛，每天哪怕只是陪她待着、说说话，或者带妈妈去吃好吃的东西、买好看的衣服。
她记得，妈妈自杀前的一个晚上，她正好起床，目睹了妈妈一个人在忍受疼痛。王蓓看到妈妈太痛苦了，忍不住躲到了卫生间里哭。
“那时，我就想起我以前肚子疼的时候，我妈妈就躺在我边上，给我揉肚子。我想跟她待在一起，我想让她能够开开心心地陪着我，我不想让她这么痛苦。我甚至想过，如果她太痛苦了，我是不是就适当地放手……”
路桂军问王蓓：“你有没有想过陪她睡一晚，躺在她怀里边，抱着她？”
“其实她生病之后，我想过很多次。 ”
“为什么不试试？今晚上试试？”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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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怕还有爱没有表达」
2019年的年末，路桂军在门诊遇到了另一名女孩张沫沫，她的妈妈也罹患了肿瘤。让张沫沫倍感压力的是，妈妈多次跟她表明：“我的病都是被你气的。 ”
张沫沫一开始感觉无辜，但久而久之，也在心里慢慢觉得， “我可能是做错了什么。 ”
路桂军让张沫沫下次带妈妈一起过来，他亲口问了这位母亲：“你的病，有没有是因为谁把你气的？”
“哪有谁，得了这个病，就是人的命。 ”母亲回答得很干脆。
“据我所知，你说过是你姑娘把你气的。 ”
这位母亲长叹了一口气， “路大夫，我们是单亲家庭，母女俩相依为命，我姑娘今年26岁，是个工作狂，不按时吃饭，不注意照顾自己，你说这种情况，我走了，能放心吗？所以，我以死相逼，说你要赶快结婚，要照顾好自己。我姑娘好像没听见一样，我就反复跟她重复这句话。 ”
听到了真相的张沫沫扶着妈妈的肩膀，安静地流下泪来。她才知道，妈妈反复说的那句“被你气的”原来是场爱的误会。
因为爱，反而差点造成生死两相憾的悲剧，背后往往是因为缺乏正确的沟通。
丁晟是一名在北京工作的新闻媒体人。父亲从山东来北京帮他看孙子期间，因为一次身体不舒服被检查出肝脏恶性肿瘤。
丁晟的第一反应是恳求路桂军千万不要告诉他父亲得的是什么病， “他来北京是帮我看孩子的，如果他知道得了恶性肿瘤治不好、又拖累我的话，他肯定就不治了、要回家，我希望有一个陪伴我父亲、尽尽孝心的机会。 ”
路桂军答应了。
然而，父亲住进病房后，也主动向路桂军问了自己的病情， “如果是恶性疾病，你一定要告诉我，让我回去，千万不要让我在北京。我是来北京看孙子的，我儿子在北京工作、买了房子，还有贷款100多万，我不能拖累他，他挺不容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