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青网|藏在中国戏灵魂里的处世传承，李楯( 四 ) 李楯16岁戏装照

这短暂的学戏时光结束后，李楯再见到阎先生，已是“文革”后， “阎先生已经瘫痪，为我录有《叫关》《小显》和《监酒令》的部分，还有其他一些小生戏的唱。 ”
李楯在学京戏的同时，还是俞平伯等发起成立的“北京昆曲研习社”（下称“曲社”）小社员。曲社的活动包括日常拍曲、唱曲，同期（清唱）和彩唱，以及相关的研究和讲座。每周的两次活动，其中一次在俞平伯家中。
当时的曲社，是个包容度很大的环境。 “不管你是大人物还是小百姓，到了曲社，大家就是为了一个爱好——戏。我在曲社有个好朋友，用现在的话说，他就是个城市平民，先是在肉联厂工作，不爱干，就调到医院，结果分在太平间，负责抬尸体。可他不光爱戏懂戏，诗也写得好。 ”李楯说。
当然了，在曲社也能见到不少大人物。 1956年至1963年，参加曲社活动的，除俞平伯、项远村、袁敏宣、周铨庵、张允和、朱家溍等曲社的发起人和昆曲爱好者外，还有当时的北方昆曲剧院院长韩世昌、上海昆剧团团长俞振飞、中国京剧院副院长马少波等诸多专业京、昆剧人士。此外，来参加活动的也不乏大学校长、教授，还有沈从文、欧阳予倩等文化界、学术界名人。曲社的活动在1964年因“文革”停止，直到1979年恢复。
在李楯眼里，唐诗、宋词之后，戏就是“最中国”的抒情方式。人是需要表达、需要宣泄的，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戏，就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表达方式。戏台子上一桌两椅，就可以唱尽乾坤，百年身、千秋笔、儿女泪、英雄血，全在戏里。
“所以中国人打小儿就知道看戏时看的是什么、不是什么。台上的和台下的心中默契，演员可以随时‘出戏’替观众表达感受，观众也可以随时参与甚至上台来一段儿。这种互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表达与沟通，这是现代剧、影视剧所难以做到的。 ”李楯说。
“人们总以为用‘文言文’写成的《牡丹亭》《长生殿》是贵族、文人雅士的艺术，殊不知就在几十年前的河北农村、江南水乡，不识字的农民们就不但懂，而且代代相传，很多人都会演唱，不逊于职业演员。文化大家王元化说过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同感，大意是，剥离开政治、时代的因素，一个民族最基本的观念、为人处世的态度，是应该能够传承下来的。在我看来，中国戏，正是传承这种观念和态度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载体。 ”
文/本报采访人员张楠
素材及图片提供/李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