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司马迁对商鞅的“浮说”有何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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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得到了秦孝公的支持与认可，秦国也通过变法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但为秦国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商鞅本人，不但没有被秦国人纪念，反而最后还落了个车裂的下场，这个结果是非比寻常的。
不少人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找到了一些原因，比如说他“刻薄少恩” ，为人自大不听赵良劝谏之言，推行重典得罪了公子虔和秦惠王，自不量力起兵谋逆等各类原因，总之，就是说商鞅之死终于人品。
对于这个结论，如果按照常理常规常识，一个顶着巨大压力为秦国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得到秦孝公认可的人，很难与小人、人品卑劣等反面之词相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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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可以质疑商鞅的人品，但是秦孝公将一国的前途交付于商鞅手上，难道他对商鞅的为人就没有起码的认知吗？而且还有一个特别奇特的现象，古往今来的政治法则，领袖人物始终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场变革的第一推动力，比如说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秦始皇一统六国，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都是以领袖名号作为变革标志的。
而在秦国发生了一场如此之大的变革，一场改变天下格局的大变法，竟然是以“商鞅变法”冠名，而不是以国君之名，而如果秦孝公就此对商鞅发起“声望罪” ，那么商鞅不会到秦惠王时代才被治罪，足见秦孝公的格局之大，尊贤之心可见一斑。
下面具体看下，司马迁对商鞅的两点严重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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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天资刻薄吗？
司马迁对商鞅的人格评价为“天资刻薄人也” ，证据有六条：
第一，以帝王术，挟持浮说。意思是说商鞅靠“浮说” ，以帝道、王道以及五霸兴起的缘由骗取了秦孝王的信任。事实上，关于变法与否，在秦国展开过激烈的争论。
以甘龙为首的保守派认为，变法不利于国家，而商鞅的回击是国家强大的希望，只存在于变法之中。
保守派又提出，说旧时秦法“因民而教，不劳而功成，不当改变······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议君。 ” ，商鞅的主张是“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 ，不论秦法曾经如何，为了强国爱民，都不应因循守旧，而当推行变法。
关于可能引发天下舆论的问题，保守派提醒秦孝公可能引发的“身败名裂” ，以此作为筹码来阻止变法。而商鞅对此提出两点主张：其一，他不怕天下人的批评、攻击和议论；其二，只要变法成功，就可改变舆论。
以上哪点属于“浮说”呢？句句都是辩证且具有前瞻性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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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由嬖臣，及得用。商鞅得以辗转去了秦国，并不是莫名其妙去的，而是受到了秦孝公“求贤令”的号召才去的。
从黄帝时期开始，中国远古政治就产生了悠久的求贤传统。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竞争激烈，对优秀人才的需求更为紧迫。
秦孝公以文告征召的方式，面向全社会重金招聘人才， “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 ， “尊官分土”就是与强秦功臣分治秦国，使这个功臣拥有实际意义上的土地，以及与民众的诸侯地位。
重赏之下，必有勇士。商鞅在魏国不得重用，空有鸿志，去往秦国实现梦想是再正常不过了。在秦国为了见到秦孝公本人，他通过各种关系找到秦孝公的宠臣景监，以求见到秦孝公，并能够阐述自己的观点。这恰恰说明，他是一个懂得变通的人。
更何况，景监到底如何坏，没有记载。即使景监是一个坏人，在商鞅这件事上，也只能算是他做了一件利国利国的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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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刑公子虔。商鞅颁布新法令，导致旧贵族势力失去特权，于是便千方百计阻挠新法，其中太子驷（秦惠王）的师傅公子虔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教唆太子触犯法令，商鞅自然要按照法令处罚太子，但是由于太子是未来的继承人，且年幼无知，于是就处罚他的师傅公子虔，处以黥面。
但公子虔不知悔改，四年后又触犯了法律，商鞅毫不留情地依法割掉了公子虔的鼻子。此后，公子虔曾经八年不出门，对商鞅也是恨之入骨。这件事也为商鞅遭遇车裂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