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孔子与宰予的辩论，孔子主动认输了，实际上宰予输了( 二 )

赵宣何许人也
赵宣是山东青州人，原是一个普通的东汉儒士，为了做到“不普通” ，就在丁忧的时间上下功夫。赵宣此举果然奏效，他声名远播， “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 。太守（即秦时郡守，为一郡最高行政长官）陈蕃得知自己治下出了这么个有名的孝子，专门召见了赵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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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吊丧
谁都没想到，赵宣苦心经营了二十多的孝子形象居然毁于这一“见” 。他在召见赵宣时，从赵宣妻子口中得知他们有五个不到二十岁的孩子，顿时就起了疑心。丁忧制度明文规定，居丧期间不能过夫妻生活，而按年龄推断，赵宣的五个孩子应是这个孝子在丁忧时所生。陈蕃逼问之下，赵宣承认自己的五个子女“皆服中所生” 。结果，大孝子的光辉形象轰然倒塌，赵宣的住地也从墓道改成了看守所。事情演变到这个地步，是对丁忧制的极大嘲讽。
丁忧之所以盛极一时，除了这一传统处于逐渐形成的上升时期外，更重要的是制度所致，丁忧制的背后是“孝” 。隋以前，官员产生的主要途径是“荐举” 。与“科举制”一考定终生相比， “荐举制”十分注重平时成绩，社会对个人的评价很重要， “孝”是被荐举者必备的重要品质和首要条件，而丁忧守制又是孝的应有之义。正因如此，全社会普遍自觉遵守丁忧制度。尽管唐代已初步完善了科举制，但“孝”仍然被置于相当重要的地位，不孝之人不仅要承受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还要面临法律的制裁和丢官的危险。唐律将不孝列为“十恶”之一，为了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还具体列举了不孝的种种表现，其中就有丁忧期间嫁娶、作乐等。
夺情后来居上
与丁忧随行的还有另一种制度——夺情（又称“夺情起复”），即夺其哀情，令其复职。
丁忧有一套规矩，夺情也有一套程序：丁忧者闻丧后，立即汇报并请假；等丁忧者回籍居丧百日行完“卒哭”之礼后，朝廷就出面命其夺情起复；丁忧者不能马上答应，而要婉拒，如是者几次三番，最后才在无奈之下夺情。夺情史上创下纪录的当数唐肃宗时的宗室李涵，他辞让竟达七次！
值得注意的是三年丁忧期间夺情者的着装：在家仍着丧服，上班则着“服”——低一级的官服，表示已除丧服，可以正常上班办公。夺情者在单位和家里各有规矩，在公开场合也有一些禁忌，除了祭祀天地社稷，不能参加其他吉事（如朝集、庙祭）。唐朝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夺情制度，夺情的人不少，如侯君集、长孙无忌、于志宁、李勣、房玄龄、褚遂良、李义府、姚崇、陆象先、张九龄等。不过，也有坚决拒绝夺情而且成功的官员，如陈叔达与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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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服与祭器
一些丁忧者即使夺情，也时时处处事事表达自己的孝心，令人动容。如与父亲欧阳询齐名的书法家欧阳通，他四岁丧父，由母亲抚养教育成人，母子情深。后欧阳通丁母忧，虽夺情起复中书舍人之职（中书省的秘书职，是跃居三省长官甚至宰相的重要跳板，唐时为“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但每次入朝都是“光着脚”从家里走到皇城门外，在单位值夜班时不睡床上，而睡在只铺了一层蒿草的地上，丧服一穿就是四年。
享受夺情待遇的毕竟只是某些高级官员，中低级官员怎么办呢？
中级官员为保住好不容易才攥到手里的官印，往往主动营求夺情。此风开于宋初，在宋太宗时期就有了。御史张廓于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指出：“京朝官定父母忧者，多因陈乞，与免持服……”宋仁宗时期，知制诰（负责起草圣旨）夏竦犯了事被贬到贵州，后又被重用， “不幸”恰逢其母过世。为了仕途发展，夏竦悄悄来到京城，找到宰相王钦若代奏请求夺情。积极主动营求夺情在宋代只是开了头，还不算普遍，到了明代就相习成风了。皇帝们不胜其烦，多次下令丁忧官员一律去职回籍，如明英宗于正统十二年（1447年）就强调：“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不许保奏夺情起复。 ”清代更甚，找人代奏夺情已经到了“习为故常”的地步。
至于低级官吏，连营求夺情的资格都没有，无权无势，但他们也舍不得自己的乌纱帽，就想出了“匿丧不报”的办法。与营求夺情相比，匿丧不报的成本和风险就大了：营求夺情即使未得批准，也不致受到处罚，而匿丧不报就是非法的，丢官不说，还要遭到杖责之类的体罚，甚至充军。尽管如此，冒险者仍如过江之鲫。对“匿丧不报”与“营求夺情”关系认识最为丧服与祭器清醒的是清人，认为两者只有巧拙之分，并无本质之别，都是机会主义，而且营求夺情者“不仁或更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