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明代吏部侍郎与尚书相互斗争，其动机是什么？导致了什么后果？

引言
明代吏部侍郎与尚书相互斗争，其动机是什么？导致了什么后果？——首先，我们要先了解吏部侍郎的种类，吏部侍郎分为左、右侍郎两人，官居正三品。吏部侍郎作为吏部尚书的助手，在当时又被称为“少宰” 。吏部侍郎作为吏部堂上官，其任命权不归吏部尚书掌管，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
吏部侍郎的任命在明代初期并没有特殊要求和规定，但是到成化年间开始有所变化， “吏部两侍郎必有一由于翰林” 。规定担任吏部侍郎者必须有一人出自翰林院，这是由翰林院的特殊地位决定的。明代翰林院在天顺年间李贤任职内阁首辅后地位日益突出，《明史》称之为“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 ，这使得翰林院成为明代培养高级文职官员的场所。所以由翰林院出身的官员担任吏部侍郎也是对吏部侍郎地位和职掌的一种重视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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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吏部侍郎的职掌，明代史书中并没有完全的明文规定。《明会典》曾记载为吏部左、右侍郎与吏部尚书共同掌管天下官吏的选授、勋封、考课等职能，《明史》卷七十二《职官一》用“侍郎为之贰”一句话来概括。
由此可知，吏部侍郎的职责应该就是辅助吏部尚书，也就是说吏部侍郎职掌的权力大小应该是由吏部尚书的信任程度决定的。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四《相鉴》对侍郎的地位曾有过具体描述：“本朝（明朝）六部奏疏例皆三堂同署，而谋划源委，左右二卿往往不得与闻，惟奏牍已成，吏衙纸尾请署，二卿以形迹顾避，亦不问所从。 ”
一、吏部侍郎与吏部尚书
纵观明代历史，吏部侍郎的职掌实际上是分摊吏部尚书的权力，两者相辅相成，又相互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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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部侍郎与吏部尚书和睦相处，才能相得益彰，促使吏部高效运转，但两者相互斗争、猜忌，会损害部权，导致政局不稳。吏部侍郎的职掌与吏部尚书息息相关。首先，吏部侍郎若受到吏部尚书赏识和重用，得以获得部分部权。
正统年间，王直任吏部尚书时，曹义为吏部侍郎，王直对曹义的品格大加赞赏：“子宜，端人也。 ”并且委以重任， “凡黜陟贤否，悉以任之” 。嘉靖时期的内阁首辅徐阶在担任吏部右侍郎时期，先后深得吏部尚书熊浃、唐龙、周用的重用，推荐了宋景、张岳、王道、欧阳德等优秀人才，当时官员“皆自喜得阶意，愿为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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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义与徐阶是通过吏部尚书的信任和放权得以获得部分吏部职掌，他们的权力并不稳定，基本取决于吏部尚书的个人意志。就像徐阶，他虽然受到三任吏部尚书的重用和赏识，但是闻渊成为吏部尚书后，部事完全由自己决断，徐阶瞬间被冷落而失去权力。再者是吏部尚书有缺未补或因事不能管理吏部时，由吏部侍郎兼署部事。
如正统年间吏部尚书郭琎因为其子郭亮受贿事件受到牵连被弹劾期间难以管理部事，由吏部侍郎魏骥暂时署理部事，时间从正统七年（1442）九月一直到正统八年（1443）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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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以洪武年间吏部左侍郎翟善为例，吏部尚书詹徽因蓝玉案被杀后，吏部尚书职位长期空缺。于是洪武二十六年（1393）四月， “命吏部司封主事翟善署部事” ，翟善又在洪武二十七年（1394）升为吏部左侍郎仍兼署吏部事，后升为吏部尚书。
这种吏部侍郎兼署部事的时期，吏部侍郎虽无吏部尚书之名，但有吏部尚书之实，权力与吏部尚书无二。再次是吏部侍郎与吏部尚书争权夺力，公然侵犯吏部尚书的部权。如成化三年（1467）七月，吏部尚书王翱致仕，明宪宗朱见深特意提拔李秉为吏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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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部左侍郎崔恭“以久次当得尚书，而秉得之，颇不平” ，李秉也听信谗言认为“吏部权悉在侍郎矣” 。吏部尚书与侍郎双方相互疏远，导致吏部运行多有失误，李秉也因遭到诸多大臣弹劾，最终被罢免，吏部侍郎崔恭继任为吏部尚书。这次吏部尚书被弹劾与吏部侍郎的权力和威望过重有很大关系。
二、吏部侍郎争夺部权事件
当然上面侵权事例比较特殊，更多的侵权还是由于皇帝或宦官的支持与默许。如正德三年（1508）八月，兵部尚书刘宇代许进成为吏部尚书，当时张彩为吏部左侍郎。两人都依附勾结宦官刘瑾，张彩深得刘瑾重用，掌握吏部大权，吏部尚书刘宇“尝悒悒叹曰：‘兵部自佳，何必吏部也。 ’”张彩以吏部侍郎权倾吏部，依赖于司礼监掌印太监刘瑾的支持。此外比较著名的是嘉靖年间吏部侍郎霍韬的争夺部权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