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王建勋谈《联邦党人文集》与美国政治运行的理想( 四 ) 譬如

第二，对两院之间相互制衡的影响不利。美国国父们之所以设计两院制，是因为他们想要立法机关内部有进一步的分权制衡，每一部法律的通过都必须同时经过立法机关的两个分支。为了让这种内部的分权制衡有效地发挥作用，应该让这两个不同分支成员的任职条件、产生办法、任期等尽可能地有所差异，因为这些差异有助于造就两个气质、秉性、判断力、关心对象等不同的分支。譬如，众议员的任职年龄是二十五岁，而参议员的任职年龄是三十岁；众议员任期两年，而参议员任期六年；众议员是直接选举产生的，而参议员是间接选举产生的。但是，第十七修正案的通过则消灭了参议员和众议员产生办法方面的一个重要差异，无疑削弱了两院之间的相互制衡。
第三，第十七修正案的通过，对美国的联邦制产生了不利影响，因为它打破了联邦与州之间的平衡，对州权（state’s rights）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由各州的立法机关选举参议员，意味着参议员必须对州负责，必须致力于保护州的利益。但是，参议员由选民直选之后，州对他们的约束就大大削弱了，他们逐渐变成了联邦的拥趸。有学者研究发现，在第十七修正案通过之后，参议员更加倾向于支持扩大联邦政府权力的立法，包括那些推行罗斯福新政的立法等。而且，参议员利用自己批准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权力，影响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结果是，在第十七修正案通过之后，联邦最高法院更加倾向于将“权利法案”（前十条修正案）适用于各州，以限制州政府的权力。
在今天这个人们越来越迷恋中央集权的时代，第十七修正案的弊端更加明显，它把更多热衷于扩大联邦政府管辖权的参议员们送到华盛顿，他们推出了一个又一个管制社会经济生活的法律，连马桶的出水量都在联邦政府的管辖权之下，各州的管辖权越来越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奥巴马医改法案虽然遭到三十多个州的反对，但是，它依然在国会得以通过，成为法律。不能不说，这对于美国国父们精心设计的联邦主义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1787年，美国还没有出现政党，如今，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之争，已完全渗入美国的政治生活，您怎样看待党争对于1787年宪法原则的冲击和侵蚀？
王建勋：麦迪逊准确预测到了在共和国中“党争”（“派系之争”）的出现，并写出了《联邦党人文集》中的经典之作——第十篇。他认为，哪怕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 ，不同的派系、群体之间也会存在着纷争。他指出， “党争”之于自由，就像火之于空气一样，是无法消除的，只能控制其后果。通过什么方式控制呢？通过建立一个国土范围辽阔、人口众多的联邦共和国（复合共和国或扩展了的共和国）。在这样的共和国中，由于利益多元和分散，让一些人为了不当目的而形成多数欺压少数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但今天美国的“党争”恐怕依然出乎美国国父们的意料，因为今天的“党争”越来越不是出于对原则问题的分歧，而是意识形态之争，甚至有时候是意气之争，而且异常激烈，有点儿你死我活，达到了白热化的状态。而且，今天民主党和共和党争论的很多问题——无论是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还是社会、宗教领域的问题，以及对于宪法的基本原则和内容，在一百多年前都是有基本共识的；而现在，它们之间的共识越来越少。譬如，在一百多年前，两党都不接受联邦政府对州权的削弱，都不接受社会保障、福利国家，都不认同堕胎、同性婚姻等。但在今天，这些东西基本都被民主党所接受，而且还成了不遗余力的倡导者。
民主党之所以在一个多世纪里发生了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受到了进步主义、社会主义、理性主义、实证主义、无神论等思潮和社会运动的影响，以至于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和基本主张不断走向激进化，不断向左转。它和共和党之间的纷争，不是因为共和党变得更右了，而是因为民主党变得更左了。十九世纪末民主党的主张比今天共和党的主张都更右，当时的总统克利夫兰（民主党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极力反对联邦政府提供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