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观新闻|陈先生的“好”，要让更多人懂得( 五 ) 寅恪伯父反对改汉字为简体

武黎嵩：书的根本功能，不是摆在客厅书柜里当摆饰，而是读。再难读的书，你也不要剥夺别人尝试的权利。如果把陈著比喻成高山，原本海拔一万米，简体横排替你扫除了一些阅读障碍，你只需攀爬6000米了，这不好吗？何况一些书斋里的学者，也不要太小看普通读者的学术素养了。
我本科时第一次读《柳如是别传》，非常难读，是一点一点啃下来的，但“啃”完之后有智识上的愉悦感。最近再读简体横排版的《柳如是别传》，重享这份愉悦，尤其是简体横排很容易区分正文和引文，读起来较之以前舒服多了，因为《柳如是别传》的引文特别长。横排本圈点笔记也方便了许多。
上书房：说到《柳如是别传》，可能是陈著中最具社会关注度的一本了。很多读者，包括钱锺书这样的大家，难以理解陈先生晚年为何要辛苦经营，钧稽沉隐，撰成厚厚一本《柳如是别传》。我们该如何理解陈先生“晚年颂红妆”的深意？
武黎嵩：陈先生一生的学术成果，我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中西文化交通史，其中包括当时欧洲比较兴盛的东方语言文学；二是文史互证的方法论，取诗歌小说等文艺作品作为史料；三是中古时代政治史研究，这是比较纯正的中国传统史学；四是陈先生晚年带有个人情感投射的历史学研究，如《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
皇皇巨著《柳如是别传》是陈先生晚年最重要的著述，也是被谈论最多的作品。晚年陈寅恪寄居广州，双目失明。《柳如是别传》的写作砥砺十年，其间，陈寅恪托弟子蒋天枢从上海借阅书籍寄去广州，先由助手诵读，有了写作思路，再由陈先生口述，助手或夫人唐筼笔录。八十万字，相当于一部《汉书》的规模。上世纪80年代上海要出版陈著，需要申请国家经费，现场有德高望重者说这是一本写妓女的书，蒋天枢愤而起立，背对该专家以示抗议。
南明史的研究在民国时是热门，邓之诚、孟森、柳亚子等民国时期的史学家都有涉足，但陈先生的“晚年颂红妆”则另辟蹊径，就像用一根针一下子刺到底，他直接抓住大家过去当作花边新闻的“秦淮八艳” ，通过对柳如是事迹的考据，来展现明清鼎革、江山易主之后，有爱国情怀的士大夫和知识女性，追求民族大义和独立自主的精神。其中，有他强烈的个人投射在里头，所谓“六经注我” ，陈先生自己也说过，书中“罪言百万” 。许倬云则评他， “他写的关怀基本上不在历史本身，而是将自己也摆放在历史里。 ”
另外有一点，陈先生的诗学素养也很高，他一生颠沛流离，写下了很多表达心境的诗歌，他担心自己的诗作会丢失，所以他学曹雪芹，把自己的诗都放进了《柳如是别传》中。
上书房：上世纪80年代初，陈先生著作在他身后十年得以结集出版，成为新一代历史学人的必读之书；90年代，随着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展开，陈先生的文化意义引发更大范围的瞩目，其中部分得益于陆键东所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自此，作为学院派教授的陈寅恪被从学界“推”入民间，成为公共视域中的知识分子。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文化现象？
武黎嵩：到了21世纪初，哪怕只是谈论、而非研究“陈寅恪” ，都成为有“文化素养”的表现。当然，谈的大都是他的家世、学问，及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些传奇故事。抛开这些带流量的故事，我们应该看看，陈先生给当代中国史学研究带来了哪些影响，给我们留下了哪些精神财富。
陈先生在文化取向上是偏旧的、传统的，但在学术的研究中，他又是革故创新的。他留欧、留美，早年还留日，有很高的语言天赋，了解法德美日等国的学问，可以在书中直接引用这些国家的最新研究成果。那时的中国人虽然追求时髦，但真正能跟国际学术界对话的很少，引用的多是二手材料。同时他又懂多种民族古文字，对近代几个重要的新发现文献，如敦煌藏经洞卷子、吐鲁番文书等都有深入的研究。他懂得怎样结合使用自己掌握的知识，曾说， “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 ”但他的研究方法都是服务于研究对象的，不会像今天有些学者喜欢做的那样，在作品中“炫技” 。陈先生极少在文章中提自己使用了什么理论，而是在行文中自然体现自己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