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的小切面|汉初功臣诸王内外相制的政局为何会崩溃？，内依功臣、外依宗室白马之盟的权力分配

白马之盟的权力分配，看似解决了汉初统治集团的矛盾，实则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矛盾爆发埋下了祸患。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下，受益阶层相对皇权有着极大的政治独立性，诸侯王在自己的封国内俨然一方霸主，而皇权却被限制在宫廷之内。随着皇权集中以及中央集权的现实需要，诸侯王以及军功阶层必然会与皇帝爆发冲突，由此打破原有的政治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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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诸吕之难与内外相依以诛诸吕
惠帝死后，在刘吕婚姻集团垄断刘氏大宗地位的利益驱使下，吕后立惠帝幼子为帝。为了巩固少帝的地位，吕后在执政后期，又封诸吕为王以护宗主，授诸吕权柄以卫皇宫，这直接侵犯宗室诸王与功臣列侯的根本权益。于是功臣列侯与宗室诸王在朝中的代表阴谋发兵诛灭外戚吕氏，另立齐王刘襄为帝。
功臣列侯与宗室诸王内外联合发动政变的总体思路是：外部施压，以诱其变；内争其权，兴兵击杀。政变过程大体如下：齐王先起兵打出讨伐诸吕的旗帜，以楚王为代表的关东刘氏诸王应声而起，发兵西向，攻击诸吕占据的济川、鲁、梁、赵等国，制造紧张的局势；功臣列侯的核心人物在内活动，促使朝中依附诸吕的力量开始分化，并重新掌握一度丧失的部分军政大权；最后纠合反吕力量消灭盘踞于皇宫及南军的诸吕势力。
从诛灭诸吕的政变过程来看，功臣列侯与宗室诸王之间的配合相当默契，特别是潜夺诸吕兵权尤其令人叹为观止。在诛灭诸吕的问题上，宗室诸王与功臣列侯之间存在着实利与道义需求的交汇。这是他们内外合作的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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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形势的发展来看，不能排除诸吕代理皇权和建立藩国有导致刘氏“宗庙以危”的可能，但从当时的实际状况出发，诸吕并没有“因谋作乱”的实际行动，所谓的诸吕之谋大抵来自朱虚侯刘章的造作，无非提供一种先发制人的借口。吕后死后，刘章在得知功臣列侯无意拥护吕氏和少帝之后，遂与功臣列侯阴谋，自己与功臣作为内应，联合诛灭诸吕。
汉初政治运作中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丞相从功臣列侯中选任” ，此惯例与白马之盟是一体两面，非功臣不侯，非侯不相，保证了汉初军功受益阶层对于汉朝政府的支配权。诸吕之所以成为功臣列侯与宗室诸王共同打击的目标，是因为诸吕代理皇权，剥夺功臣列侯在政府中的主导权，侵占宗室诸王的王国领土，造成了皇帝、功臣列侯、宗室诸王三极并立的均势有向皇帝一极独大的强势演变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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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王继位与内外相制以立刘氏
诸吕之难后，诸吕被诛杀殆尽，刘吕血系一脉之少帝与淮阳、常山诸王一度被软禁，最后在代王入继大统之时，悉数被杀。但是在重建皇权的问题上，功臣列侯与宗室诸王的矛盾又凸显加剧，特别是与齐王刘襄的矛盾。
当初朱虚侯刘章与诸大臣密谋之时，作为对齐哀王首先起兵的回报，功臣列侯允诺诛灭诸吕之后，废少帝而立齐王，同时作为对朱虚侯、东牟侯在内领兵诛杀诸吕的回报，功臣列侯也允诺事后以梁、赵两国酬赏二人。但是居内掌握朝政大权的功臣列侯在诸吕之难后很快背信弃义了，抛弃了屡建大功的齐王刘襄，迎立毫无功劳的代王刘恒。
促使功臣列侯作出如此选择的真正原因是“以善人则大臣安” ，即选择有利于自己保持既有政治权势的代王。如果功臣列侯兑现当初与齐系宗室的政治契约的话，那么齐系诸王除了控制宗主直辖的郡县，还会领有齐、赵、梁三国，就会出现齐系集团对功臣列侯乃至非齐系诸王的力量优势，这必然会激发新帝的集权运动，直接危及功臣列侯在政府中的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