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風明月逍遥客|且屡禁不止？，宋朝官员为何热衷公款吃喝( 二 ) 宋时

第二，宋代社会奢侈之风弥漫，宴饮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所难免。官员迎来送往等明目繁多的接待宴，虽因各地实际状况不同而丰俭各异，但随着社会奢靡风气的弥漫，日益呈现铺张浪费之趋势。尤其在地方招待宴中，极尽奢侈之能事成为常态。随着时间推移，宋初这种清简的宴请风气发生明显改变。到庆历年间，河北诸州军及总管司等“争饰厨传，以待使客，肴馔果实，皆求多品，以相夸尚” ， “积习成风，稍加裁损，遂兴谤议，为守将者不得不然” ，大有愈演愈烈之态势，但总体尚在可接受范围之内。直到元丰以前，州郡虽有公使库而“皆畏清议，守廉俭，非公会不敢过享” 。但元丰以来， “厨传渐丰，馈晌滋盛，而于监司特厚” ，宴请奢费之风迅速弥漫，渐呈难以遏制之势。
早在熙宁七年(1074年)二月，针对知河中府鞠真卿因“在郡不治，一岁中燕饮九十余会”落职一事，王安石就曾与神宗展开过激烈的讨论。王安石指出:“旧俗大抵多如此，陛下躬服勤俭，此俗已顿革，在京两制非复往时，但务过从而已。 ”面对地方招待之现实，神宗无奈叹道:“馆阁亦一变矣” ，是风是俗熏染之下，地方政府只能随波逐流。一旦过于清俭，便会招致不满，甚至会引发矛盾，所谓“过客责备，动辄兴谗” ，已然形成地方公务招待之毋庸置疑的普遍现象。熙宁年间，新法削减公使钱，任职密州的苏轼亦有“何人劝我此间来，弦管生衣甑有埃。绿蚁濡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之感慨，言语间对于地方削减招待规格充满些许不适。不仅苏轼，其他官员对于招待清俭之事亦颇有微词。北宋前期，有臣僚反映川蜀一带公使钱之不足问题:“今公使钱岁给三万贯，常廪廪虑不足。譬之巨人以狭衾寝，覆趾则露肩，拥左则阙右，甚可笑也。今盘馔比旧从省，乐优之给亦复过杀，设遂废之，则非天子所以付畀一隅惠保远人之意。 ”强调地方开设公务饮宴之必要性的同时，指出丰足盘馔、乐优等宴设事宜关涉天子恩惠远人之意，也需要十分的注意，凸显公使钱不足之弊。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世风如此，地方公务招待宴设作为官方日常政务之必须，自然不能过于清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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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地方为开展各类公务活动而举行的宴饮具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僚友于县府食堂宴聚，不仅能正位秩之叙、讲议政事之要，而且通过筵席相对轻松活跃的气氛，获得僚友情谊之乐，可谓事半功倍之举，并对盩厔县地方建设食堂而会聚僚友之事褒美有加。宋时，地方因政务之需定期或不定期开设的此类僚友宴聚较为常见，属于国家政务运作中之常例，其间所蕴含的政治功能除了柳宗元所指之外，还丰富许多。
地方因需要而开设的各类宴饮活动，不仅仅是为了处理包括迎来送往之类繁杂的公务招待事宜，还具有政治宣传之意。苏轼曾在给神宗的奏疏中论及地方宴设之事，有言:“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宦于四方者，用力之余，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凋敝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 ”言下之意，即保证地方宴设质量是稳定官员群体人心之需，关切国家“太平盛世”形象之宣传，不能过于简陋甚至流于形式，强调其存在的必要性。苏轼对于地方公务宴设之看法具有相对广泛的代表意义。
第四，除了营造所在一方治世之繁盛景象外，地方公务宴之设置又是一种安抚手段。例如，沿边州郡公用钱主要用来接待国家使节和犒设将士和蕃部，就具有稳定边境治安的独特政治功效。
宋朝时期，国家为方便地方开展公务而设置的各类宴饮活动，出现了自身存在的必要性与过度招待屡禁不止的矛盾现象，而矛盾的出现并非一朝一夕之间，成为宋朝地方公务招待之常见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