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風明月逍遥客|且屡禁不止？，宋朝官员为何热衷公款吃喝宋时

宋时，地方因开展公务而举行的宴饮活动十分常见，属于国家政务运作之例行事宜。
【清風明月逍遥客|且屡禁不止？，宋朝官员为何热衷公款吃喝】嘉祐三年(1058年) ，周敦颐在合州判官任上，提及当时之政务:“新守将至，诸要备办” ，寻常“稍有一日空暇，则或过客，或节辰，或不时聚会。每会即作诗，雅则雅矣，形亦劳瘁” ，则透露出日常招待宴设活动的频繁与琐碎。无独有偶，杭州亦是如此， “部使者多在州置司，各有公帑” ， “州倅二员，都厅公事分委诸曹，倅号无事，日陪使府外台宴饮” 。苏轼任职杭州期间， “不胜杯酌” ， “疲于应接” ，将其视为“酒食地狱” ，从某个层面揭示地方饮宴活动的频繁、奢费现象，过度招待日渐成为当时政务中的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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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地方公务招待宴，不得不提公使钱。宋时，开设公务宴所需物品及费用一应来源于各级政府拨款，当时称为公使钱。公使钱分为朝廷下发的正赐钱和本地自筹两种类型。正赐钱由朝廷拨付系省窠名的钱物，非正赐钱由本地拨付非系省的地方性收入。国家关于公使钱的用度有着相当严格的制度规定，各级机构和人员不可擅自滥用。不同级别文武官员都有支领和使用公使钱的权利。官署地位、治所大小、官僚品阶不同，领用金额也有所差别，总体呈阶梯状等级化特征。
公使钱主要用于公务迎来送往犒设、平时宴聚、配置办公设施等，即“公用之设，所以劳众而饷宾也” 。宋朝时期，公使钱的使用宴饮招待所用占据着重要地位。
宋代，各个地方公务宴过度招待现象相当普遍。北宋时期，包拯陪伴辽使往返途经河北一带，述及所在地方公务招待时指出:“但能增饰厨传，迎送使人，及曲奉过客，便为称职，则美誉日闻” ， “若稍异于此，则谤议纷然，往往因此降黜者有之” ，或许稍有夸张之嫌，却道出了地方公务招待的突出问题。
针对此种现象，早在景德四年(1007年)八月，真宗就曾下令复置各路提点刑狱官，明确规定“州郡不得迎送聚会” 。到仁宗执政之初，再次强调:“诸道守任臣僚，无得非时聚会饮燕，以妨公务，及假借民户什器，转运司谨察;其转运使副巡历所至，除遇公筵，方得赴坐。 ”庆历年间，针对河北所在沿边招待事宜，明确规定:“河北州军有公使钱，除管领军校接待信使，不得辄有减刻外，其余筵会迎送并从简约” 。在《庆元条法事类》中，关于官员招待宴的赴宴时间、宴会规格、与会频次及乐舞使用，甚至柴薪、炭、油、烛、酒食份例等具体事项都有相当详细的规定。以上种种，无不意在从制度层面遏制地方饮宴招待过度的现象，而实际所见却是处处饮宴，难免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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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政府对于地方所设各类公务宴饮活动，有着相对完善的制度规范与管理措施，通过监察、弹劾，法律制裁，财政管理(压缩预算、严格审计) ，廉政宣传(诏令、官箴)等多种举措予以监管。但是，地方因公务宴饮而产生的奢费、频繁开设等过度招待现象却屡禁不止。
饮宴规格直接体现对于被招待者的尊重与欢迎程度，彰显地方所在热诚与否，不容忽视。宴饮作为社交的重要方式之一，迎来送往之类地方公务招待宴，虽不免具有应付政务之嫌，但盛请之下其情难却，礼宜尽东道主之谊。一旦出现疏漏或应对不周，甚者会引来麻烦。
庐陵人欧阳观咸平三年(1000年)登第，授道州军州推官，考核期满，以前官迁于泗州。转运使至其地视察，欧阳观“傲睨不即见” ， “郡守设食，召之不赴” ，因此以怠惰职务为由遭到弹劾，遂移西渠州。庆历四年(1044年) ，权知凤翔府滕宗谅受到贬黜，起因之一在于监察御史梁坚弹奏其“邠州宴会并泾州犒设诸军，乖越不公，虽然事后范仲淹为之辩护，但透露出地方公务饮宴招待事宜至关重要之事实，宴设丰盛、态度热诚恭敬是一种较为妥贴且颇受欢迎的常规接待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