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文明双峰之间的好奇与穿梭( 二 ) 田飞龙/文秦时明月汉时关

但罗马又是不幸的，潘岳文章对这一政治的不幸进行了客观理性的探求：其一，罗马以战争立国，但没有能力完成军事体制的“宪制化” ，军队的私人化与军人干政成为罗马动荡及最终衰亡的重要来源；其二，罗马的基层政权建设与官僚理性化程度严重不足，罗马共和国与帝国的制度架构中，上层与中心是高度法治化和官僚化的，但中下层及边缘则是高度封建化甚至私人化的；其三，对蛮族的征服及“罗马化”并不成功，诸多的蛮族部落被归并到罗马军队甚至取得罗马公民权，但并未真正接受罗马文化和罗马公民规范，蛮族的反叛、逆袭与挑战是罗马衰亡的重要原因；其四， “罗马之后无罗马” ，证明了罗马帝国的政治脆弱性，证明了从希腊城邦经罗马共和国而跳跃至罗马帝国的西方政治秩序变迁，出现了内在崩解与反复，替代罗马帝国的是“东方化”的东罗马、碎裂化的西欧蛮族王国、破坏性的中亚游牧帝国以及去政治化的基督教共同体。罗马的刀光剑影、奢侈腐败与其留在人类历史记忆中的帝国荣耀，共同构成了复杂多层的罗马形象。罗马是光辉的， “罗马治下的和平”是客观的历史成就，但这一光辉成就是有代价的，罗马自身及其治下的行省和族群都要承受罗马衰亡起伏带来的无尽痛苦。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孟德斯鸠对罗马荣耀和罗马腐败几乎是同等深入地进行了历史考察和分析，对我们认知罗马的“两面性”颇有助益。
以世俗帝国的治理指标而言，秦汉与罗马各有优劣，秦汉指向“大一统” ，罗马指向“帝国和平” 。但是罗马还受到一种特殊的精神挑战：基督教。罗马是泛神主义的，每征服一地并不消灭其本地神灵，而是诸神和谐相处，皆在罗马帝国的保护之下。因此，罗马帝国本质上是世俗主义帝国，多神传统是一种体现宗教宽容与文化包容的精神秩序。基督教改变了这一切。基督教本质上是反罗马的，与罗马帝国争夺“基层群众”和信仰权力。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只是一种调和主义的平衡法则，实际的历史过程是充满斗争和血腥的。基督教诞生于罗马帝国初期，是帝国秩序的异己力量，无论是精神信仰还是社会组织，皆不在帝国建制之内。帝国对基督教采取了先严厉镇压后整体皈依的极化政策，但“基督国教”以上帝之城凌驾世俗帝国，并不以维护帝国秩序为目标，甚至国教化政策还进一步加速了帝国的精神崩解。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西欧进入了基督教共同体与蛮族王国长期并存的中世纪，基督教实现了超国家的普遍主义存在，甚至在公元11世纪经由教皇法律革命实现了以教会法为“神圣宪法”的法律秩序大一统。潘岳文章在“基督国教”一章中对世俗帝国与神圣宗教的冲突性质与后果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呈现出西方政教关系在罗马的紧张属性。
当然，潘文对秦汉与罗马的比较，由于主题过于宏大，牵涉细节繁多，加之文章的写法夹叙夹议，趋近于“政治散文” ，从而在有关比较议题及其核心判断上或有值得商榷与补充的余地。比如，文章对于“秦制汉化”的具体思想过程与制度论辩在叙事论证上颇有跳跃甚至有所遗漏；对罗马制度变迁的复杂性分析不够深入；对“罗马之后无罗马”应做辩证理解和阐释；对罗马制度中最为关键的罗马法的形成、吸纳与理性化缺乏聚焦；对“大一统”的价值根基和目的论阐释还不够，而对罗马制度中“自治”的宪制价值及其历史演化的潜力评价偏低。此外，对福山的“现代国家论”也需要准确理解，谨慎对待，福山对秦汉“国家能力”的高度评价是有前提和框架的，甚至有严格的保留，对秦汉制度在法治与责任制上的不足颇有批评，文章适宜对福山理论进行批判性、有节制的理解和运用。
总之，潘岳先生的《秦汉与罗马》选取了人类历史之“轴心文明”定型期最具典范性的东西两端的代表进行了宏大而深邃的钩沉、比较、判断与论证，解析了中国“大一统”政治文明的历史建构过程和制度规范原理，亦呈现出同时段西方罗马共和到帝国变迁之思想背景和制度逻辑。文章整体论证上“形散神不散” ，注意在精选的比较议题上进行“问题对问题”、“制度对制度”、“思想对思想”、“人物对人物”的二元化、直线型的深入比较，行文兼具思想性、故事性和论辩性。当代中国复归中华文化本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新时代的深度和解与整合阶段，迫切需要对中华文明进行“同情的理解”和“理解的创造” ，使得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在正确理解和认同的自身文明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