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书评|用政治神学代替政治哲学：法学家施米特如何成为第三帝国的同路人？( 二 ) 作者=林来梵、郑琪来源=《同济大学学报

非常状态：超乎法秩序的秩序
施米特思考的出发点是“非常状态”(Ausnamezustand) ，仅此一点就使得他和德国传统的规范主义法学及其同时代的凯尔森（HansKelsen）的纯粹法学形成了对峙之势。据他所言， “像凯尔森这样的新康德主义者并不知道如何处理非常状态” ，因为后者思考的出发点是常规稳定的状态。然而，在施米特看来， “一种关注现实生活的哲学不能逃避非常状态和极端处境，而是必须在最大程度上关注它们。对这种哲学而言，非常状态比规范更重要，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对这个悖论的夸张反讽，而是因为这种观点的严肃性比那种从人云亦云中得到的清晰概括更加深刻。 ”
那么，何谓“非常状态”呢？在《政治的神学》中，施米特对此作出了清晰的界定：“非常状态即是那种无法以概念规定的状态；它打破了一般的法律条文，但同时揭示了一种特殊的法理因素——绝对纯粹的决断。 ”在他看来，非常状态包含着一种对所有概念、规范和理性的超越，因此才不是一种“概念规定的状态” 。当然，它虽然“打破”了法律条文，但这并不意味着废弃法律从而彻底宣布法律的无效，而是指在面对某种特定的紧急状态时暂时终止法律的效用，等到消除了这种非常状态后再恢复其有效性。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这种状态中法律黯然隐退，但非常状态本身并不是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毋宁说，它是超越法律秩序之外的另一种秩序，因为在这种状态下，国家依然存在，所以终极意义上的秩序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尽管这已经不再是那种平常的秩序。然而，如果说常规状态或规范状态是靠法律来维持的，那么，施米特所言的非常状态则完全是由主权者来引导的一种秩序。更重要的是，不单如此，在施米特看来，连规范状态也是基于非常状态而成立的，他就此犀利地指出：“规范证明不了什么，而非常状态却能证明一切：它不仅确认规范，而且确认规范的存在，因为规范只能来自非常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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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思想最终凝结在他此后出版的《宪法理论》一书之中，并凝练成为他整个奇异的、也就是被称为20世纪“唯一”的宪法学理论体系的骨架。在那里，施米特更加详尽地阐释了为何非常状态是一种秩序状态。与非常状态和规范状态的区别相对应，他创设并区分了“宪法”（Verfassung）和“宪法律”（Verfassungsgesetz）这两个独特的概念，其中，所谓的“宪法” ，指的是一个民族对其自身的政治形式和存在形式的决断本身；而“宪法律”则只是对这种决断的表达。与这一区分相对应，施米特认为，在非常状态中，终止的就只是宪法律，而不是宪法本身。宪法本身所确立起来的国家秩序并未遭到破坏，相反，终止宪法律的目的正在于维护真正的宪法。简而言之，一个民族的存在形式和国家秩序并未在非常状态中消失。
这种非常状态的“严肃性”就在于，它被引出了国家主权的归属问题。在常规状态中，法律占据着主导地位，其之稳定运行建立起了一种长久有效的秩序，整个国家的组织形式能够像一台机器那样自动运转，从而使得人们遗忘了国家的真正主权归属问题。为此便有人认为法律自身就拥有主权，并提出了“法律主权”这种说辞。但施米特却认为，这种所谓的“法律主权”只是延缓或悬置了真正主权的归属问题，却并没有完全解决它。只有在非常状态中，这种归属问题才真正突显出来：主权要么属于人民，要么属于君主，而所谓“法律主权”则只是一种空洞的概念装置而已。
如果我们把施米特的“非常状态”概念与海德格尔的相关思想作一番比较，那么，这种思想的“严肃性”就更为显而易见。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对于人的在世存在状况作了著名的描述。他认为，常态的人（即“常人”）处于一种忘却自身的、“非本真的”“沉沦状态”之中，事事处处以他人的意见为指南，而没有自己的主见和判断。而只有当碰到某些例外情形，如遭遇死亡时，他才从这种常人状态中惊醒过来，抽身回到本真的个体存在中来，并毅然决然地担当起自身的生存。因此，遭遇死亡这一非常状态使人成其为人，使个体成其为个体，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那就是“向死存在” 。这与施米特所言的非常状态非常相似，只不过海德格尔是在个体存在的意义上展开其论述的，而施米特却是从国家存在的角度来阐释的，但两者都强调了非常状态所具有的终极意义。 “向死存在”的例外情形成全了个体，使此在成为了“本真的”此在；同样，施米特认为非常状态也“最为清楚地提示了国家权威的本质”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洛维特（KarlLowith）把施米特的思想定性为一种存在主义的国家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