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的古物之美|祝勇作品“上新”：开启故宫书写第十年他将目光聚焦书法故宫博物院|黄庭坚|人民文学出

封面新闻采访人员张杰
位于在紫禁城西北角，城墙内、角楼下有一个前后三进四合院，作家祝勇供职的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就设在这座小院里。在这里，有不同门类专家在这里工作，大家相处和谐，像一个大家庭。祝勇很珍惜与这些专家相处的机会：“在研究院，每一位专家都是我的老师。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有极深的造诣。我有什么问题，就请他们答疑解惑。故宫博物院是一所永远毕不了业的大学。”
如果说故宫是一所大学，那祝勇一定是其中最勤奋的学生之一。2021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祝勇故宫系列”的第十本书：《故宫的书法风流》。2021年，在祝勇正式开启故宫书写的第十个年头，他将目光转向故宫中同样光芒万丈的一类藏品，转向粉丝众多的艺术门类——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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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勇
从“书法”到“法书”
“书法”，原本是指“书之法”，即书写的方法。祝勇介绍说，唐代书学家张怀瓘把它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用笔，第二识势，第三裹束。”周汝昌先生将其简化为：用笔、结构、风格。它侧重于写字的过程，而非指结果（书法作品）。“法书”，则是指向书写的结果，即那些由古代名家书写的、可以作为楷模的范本，是对先贤墨迹的敬称。
在《故宫的书法风流》中，祝勇用散文的笔法、史学的态度，以李斯、王羲之、李白、颜真卿、怀素、张旭、蔡襄、蔡京、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米芾、岳飞、辛弃疾、陆游、文天祥等十余位古代书法家为线索，选取两岸故宫收藏的书法名作，讲述了这些书法名作背后不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再现了这些“千古风流人物”跌宕起伏的个人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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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祝勇看来，与西方人以工整为美的“书法”比起来，中国法书更感性，也更自由。尽管秦始皇（通过李斯）缔造了帝国的“标准字体”——小篆，但这一“标准”从来不曾限制书体演变的脚步。《泰山刻石》是小篆的极致，却不是中国法书的极致。中国法书没有极致，因为在一个极致之后，紧跟着另一个极致。
在祝勇看来，中国书法之所以如此自由，原因正是在于中国人使用的是这一支有弹性的笔——毛笔。这样的笔让文字有了弹性，点画勾连、浓郁枯淡，变化无尽，在李斯（第一章《李斯的江山》）的铁画银钩之后，又有了王羲之（第二章《永和九年的那场醉》）的秀美飘逸、张旭（第五章《吃鱼的文化学》）的飞舞流动、欧阳询（第五章《吃鱼的文化学》）的法度庄严、苏轼（第八章《此心安处是吾乡》）的“石压蛤蟆”、黄庭坚（第九章《世道极颓，吾心如砥柱》）的“树梢挂蛇”、宋徽宗“瘦金体”薄刃般的锋芒、徐渭犹如暗夜哭号般的幽咽顿挫……
同样一支笔，带来的风格流变，几乎是无限的，就像中国人的自然观，可以万类霜天竞自由，亦如太极功夫，可以在闪展腾挪、无声无息中，产生雷霆万钧的力度。
超越书法，回归“人”
与祝勇之前的古物书写一脉相承，祝勇把目光投向故宫的书法藏品，却不将目光局限于这些藏品；祝勇关注书法艺术，他的关怀却远大于书法艺术。
今天我们依然能看到的这些书法名作都是“国家宝藏”，每一件都价值连城。祝勇告诉我们，这些法书之所以价值连城，并不是因为它们“好看”，而是因为这些作品背后的“文化价值”：“我们应该感谢历代的收藏者，感谢今天的博物院，让汉字书写的痕迹，没有被时间抹去。有了这些纸页，他们的文化价值才能被准确地复原，他们的精神世界才能完整地重现，我们的汉字世界才更能显示出它的瑰丽妖娆。”
写故宫文物，从文化背景上来看，祝勇是从艺术学、从外部进入故宫的，所以祝勇的解读方法和角度一定也与“专业”写作有所不同。他试图把这些艺术品从一个狭窄的领域里“拉”出来，在他独特的知识结构中对文物进行新的阐释。
这些阐释是基于真实史料的非虚构写作，每段故事情节甚至细节都有依据，但他不愿意机械地去复述历史，而是要带着当代人的思想和视角去打捞历史中的人物，这种写法本身又是文学的方式。历史学注重真实，文学关注的则是事实背后的人。作家只有抵达了这个“人”，其叙事和言说才能够真正完成。
祝勇说：“我不想把它们从宏大历史中剥离出来，变成彼此没有联系的讲述，我想搞清楚他们各自的位置与彼此的关联，创造一个大文化的视角去解读故宫文物，这个视角可能基于中华文化，甚至要超越中华文化，从世界人类文化的视角，把文物当作一个文化现象去写，超脱绘画、书法这些具体的艺术形式与艺术史本身的研究范畴，在人类文明、文化的层面上去重新观照这些历史古物。”

故宫的古物之美|祝勇作品“上新”： 开启故宫书写第十年 他将目光聚焦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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